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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富占村家家把自己家里的粮食、火腿、腌菜、辣酱等吃的都搬到了食堂。在祠堂里搭起了八仙桌，食堂里人人吃得肚子鼓鼓的。在建德市航头镇溪沿村调研时，72岁的原富占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邵百祥诙谐地说：“自从办起食堂后，我们就开始过上共产主义了，那个日子也真奇，不论走到哪里，肚子都不会挨饿，因为村村吃饭都不要钱，可惜就是这日子太短了。”原富占村大队会计邵郑达与邵百祥是同龄的堂兄，他接过话茬说：“我们到建德也过了两个月的‘共产主义’，春节过后，村里一下断了粮，全村就进入了大饥荒，那个苦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1958年11月15日，我和老哥百祥两人来到当时的寿昌县溪沿乡溪沿村，在一个名叫上街路的山坳口上，只见已造了五排房子，一排四幢，共二十幢房子。房子的木头是新安江水库清库拆下来的旧木料，墙是黄泥夯起的，房中的地还是湿漉漉的。回到淳安，淳安县移民办的同志告诉说：‘全国都进入共产主义，吃饭哪里也不要你们担心，这次移民你们农家具什么也不要带，寿昌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粮食现在统购统销，全部卖给国家，你们带粮票、钞票去寿昌籴米。’当时淳安上下都在兴办食堂，我们村不仅自己村里的田多，当年还种了邻村移走留下的田，当时我们村粮食多得仓库里都堆不下。我们富占村每人向国家卖了五六百斤稻谷苞芦。我们想，过共产主义也得要睡觉，床少不了，过共产主义，也得要坐下吃饭，桌凳也需要。12月1日搬家那天，县里开来了烧木炭的汽车。县移民办的同志看到我们村堆在那里要运走的家具，生气地说：‘这次搬迁，只能带活动床和床板，每户还可带活动的小方桌一张，和两条长凳及两只装衣服的木箱，吃食堂，碗筷都不要带了。其他东西放在这里，我们会想办法给你们搬的。’那时，我们真感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有无尚的光荣，全国人民都会支援我们，让我们一起过上共产主义。那时的人，也真听话，对上面的话，我们全村39户，156位男女老少就按淳安移民办的要求，全部坐上了这五辆货车，穿过铜官的紫金滩。我们看到坝上热火朝天的场面，大家都感动了。汽车在东铜官的上坡路上爬不上去，我们车上的大人都下来帮助推。大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去寿昌创建一个新天地。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2）

“到了溪沿村，每家就按人口分配；搬进了已建好的移民房。当天晚上搭起了木板，铺上老社员给准备好的稻草，甜甜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把淳安带来的近八万斤周转粮票和卖粮的钱全交给了溪沿村的大队会计。新老社员在溪沿村就过起了有福同享的‘共产主义’了。每个人整天吃得摇晃晃的。但我们想到的，自己总是一个农民，农民就得种田，许多家庭搬迁时，不仅没有床和桌，就是连凳子也没有带，平时只搬了几块石头在家里当凳子坐。生活实在不方便。我们天天盼放在路上的一些农家具，一天、两天、半个月还没搬来，我们村上的人急了，几位村干部赶回老家，见路旁已空荡荡一片。拆房队已进村了，许多房子已倒下了。我们跑到县里责问移民干部，他们说：‘农家具早处理掉了。现在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还要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干什么？’我们想想大家都在食堂里吃饭，劳动也是大呼隆，他们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就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沉痛地问老会计：“你是一个读过书的人，你们‘无产’移民真相信是去过‘共产主义’了？”

邵郑达老人声音变粗了，他说：“那我们当然相信了，当时把我们村堆在路旁的家具当杂物清理掉，我们确实可惜，柏树做的八仙桌，雕花的千工床，还有不少樟木大衣柜都不知清到哪里去了。”他话题一转说：“我们其实也清楚，这样的‘共产主义’，时间肯定不会长。到寿昌两个月后，我们带来的周转粮票和溪沿村老社员的秋粮吃得差不多了，大概是正月初五，开始就由一日三餐二干一稀改为二稀一干，过不了10天，一日三餐就全吃稀饭了。”

坐在一旁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周永发插话说：“我今年64岁，那时正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到寿昌前几个月的‘共产主义’，把我们肚子都胀大了。到了1959年2月，我村提前进入春荒，一斤大米要12分饭票，我家里有九个人，一天只发给13分饭票，也就是每人每天只有一两二钱米。每天把稀饭打回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漫山遍野地采野菜，那时还没有开春，野菜还没有发绿，采到一点野菜把打来的稀饭加水，加野菜，加盐一煮，全家人就这样一日三餐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