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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业杂记》与《资治通鉴》中记载的那么庞大，甚至豪华。《大业杂记》关于龙舟记载：“其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

其实《资治通鉴》关于这个的记载全都是以《大业杂记》为原本的，只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比编《大业杂记》杜宝更为仔细罢了，也可以认为杜宝没有学好数学。司马光他在看到杜宝记载的这一组数据时便发现了问题：长200尺，相当于现今60米，阔50尺，相当于现今15米，就算没有走廊之类的，总共也只有900平方米面积，中间两重160间房，平均面积也只有11。25平米，如果减掉一些走廊之类的什么多余空间，这样房子就有点小了，不是吗。于是发现问题的司马光在偷笑之余果断地在到《资治通鉴》编纂的时候，把数据改为：长二百丈，房百二十间。他们之间的数据的随意编写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实际上的数据，只能通过想象他们心目中的昏君杨广来想象龙舟的大小，这样他们不同的人造出来的数据都存在着矛盾，而且还相互矛盾。

至于杨广当时龙舟的大小是可以根据当时杨广南下的河流宽度能推测出一二来。当时杨广南下的专用水道的瘦西湖是只有**米宽的样子，如果龙舟要在水面上行动自如的话，那么龙舟的宽度只能在六七米的样子。这只能说是前无故人但绝不能说是后后无来者的。

话说杨广南下的队伍在通济渠上，“舳舻相接二万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杨广命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负责沿途保护船队，河道上千舸竞发，两岸彩旗招展，这一幕与千年前杨广的偶像秦始皇的南巡队伍一样威武雄壮至极。南巡船队和两岸士兵总计有二三十万人，他们像一股洪流滚滚而来，沿新修的运河徐徐东南行，为供给这么多人的食宿生活，沿途民众苦不堪言，据记载杨广命令“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辇”，极水陆珍奇，劳民伤财。佳肴丰盛，“**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浪费极大，献食从役者每天都在十数万众，以致沿途骚然，农事抛荒，民不得安居。这虽然有很大的部分是夸大之辞，但是几十万人的队伍突然出现对当地来说影响肯定是蛮大的。

站在船头的杨广某天突然诗心大发，写下《泛龙舟》描述其巡行船队：

舳胪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里游。

侍臣虞世基及其弟虞世南亦写有《奉和幸江都应诏诗》，虞世基诗有“泽国翔宸驾，水府泛楼船”诗句，虞世南诗有“安流进玉舳，戒道翼金吾”等诗句，都是描述巡游队伍的。当时隋君臣上下对巡游尽是一片赞扬之声，根本不像后来的一片谩骂之声。这也难怪，中国文人嘛历来都是一个应景的。

就像后来的唐人对于杨广的南巡人亦有大量诗篇进行着力的描绘，但是唐人与隋人不同，唐诗并不是赞美龙舟船队的壮丽，而是惋惜与批判杨广此行的荒唐。写的最著名的是大诗人白居易的《隋堤柳》，可谓传诵一时。当然，白居易指斥杨广巡游江南不只是指大业元年（605）这次，而足三次南巡江都合在一起批。请看：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诗中，白居易极尽渲染，将前朝大兴土木修凿大运河，在运河两畔广植柳树，夹岸柳绿桃红的旖旎之景象发挥到极至。用一句“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淋漓尽致地把杨广奴役民众、挥霍财富的骄横，以及百姓哀号遍地、民不聊生的苦难烘托出来。诗句义正辞严，发人深省。在诗人笔下，“大业年中炀天子”成了个彻彻底底的大昏君。

细细想来，历史是神奇的，杨广他一生只下了三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