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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是汉代社会迅速走向开放的内部动因的话，那么西域各少数部族的上述两个重要社会特点，便构成了中国通过中亚地区与西方世界广泛接触和联系的良好外因。即使是“不属都护”的贵霜，它有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有较为发达的希腊古典文化的深刻背景，但在汉帝国强大政治攻势和先进文明的震慑之下，也以中介者的身份，参加到这一开放、交往的宏大潮流中来。它本身所表现出的许多特点，如它对东西方文明的兼容并蓄，它在地理上是国际交通的十字路口等，一方面使它繁荣了自己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从广义上说，它已成为中国社会对外交往这个更大的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朝的“岁奉贡献”，正是这样的一种体现。

三、帕西亚帝国与中西交通的关系

公元前3世纪，几乎与巴克特里亚地区从塞琉古王朝中独立出来的同时，从北方草原南下的一支部落，来到里海东南部地区，在一个叫阿萨西斯（Arsaces）的首领的组织下，这个部落与当地人共同发动了一场革命，推翻了塞琉古王朝在伊朗高原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帕西亚（Parthia）。而Arsaces王朝的名声，沿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路径，传到中亚，继而又传入中原，似即中国史籍中所称的“安息”之音源。

帕西亚这个强烈反希腊化的帝国，在西亚的广大地域上维持了470余年（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但它真正比较强大的时期是从米特拉达悌（Mithridates）一世（公元前171年~前138年）在位时开始的，他与阿塔班努斯（Artabanus）二世（公元前128年~前124年）的东征西伐，将整个伊朗高原和西亚两河流域都纳入帕西亚版图。

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从帕米尔高原向东西两方看去，就会发现两边的世界都在发生着类似的变革：汉朝政府正在征伐匈奴，并且开展了对西域的交通，使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归入了中国的版图；在中亚，月氏部落正在进行第二次迁徙，他们急促地驱赶着畜群，由伊犁河畔来到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与当地希腊化土著和南下的塞种发生冲突、混合，不久后贵霜翖侯统一了各部，建立了大帝国。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原、中亚和西亚这几个地区，文明的起源、发展的程度本来有很大的差别。但这一时期，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使万里之遥的亚洲大陆上，发生着近乎同步的社会变化。

如果说汉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在中亚社会进步中起到杠杆作用的话，那么中亚民族的迁徙，以及在各个方向上、各种形式的贸易交往活动的开展，对于帕西亚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中西交通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是帕西亚与罗马国家的关系和特点。

帕西亚部族从塞琉古王朝中脱颖而出，并未以自己的独立地位为满足，而是着力从事对外征略。数十年间，竟发展成为一个世所瞩目的强大帝国。它对于西方的罗马国家，对于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及以后的贵霜帝国，一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政治力量；它也像一具巨大的屏障，阻隔在中亚与欧洲之间。

建立帕西亚帝国的牧民武士们，从一开始就对这里的希腊化作风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他们不但在各方面抵制西方的传统，而且对西部的罗马国家始终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而罗马则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多方面的，例如：为了扩大疆域；为了开展和垄断世界贸易；甚至罗马将领克拉苏为了建立起自己的武功，以便与其他两巨头在政治舞台上抗衡，等等），也不断向帕西亚发起侵略性的进攻。这样，双方都将对方视为自己生存、发展的最大阻碍。许多罗马的著名人物，如庞培（Pompey）、安东尼（Antonius）、图拉真（Trajan）、奥里安（Orian）等，都曾参加过罗马对帕西亚的战争。公元前53年，克拉苏甚至战死在帕西亚战场，他的首级被送到帕西亚王奥罗德斯（Orodes）的殿堂上［126］。公元前36年，安东尼再侵帕西亚，被后者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此后双方战争不断，各有胜负，相持于两河流域，直至公元3世纪帕西亚为萨珊王朝所取代。从帕西亚的经济基础来看，它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效地抵制西方最强盛的罗马帝国的进攻，实在称得上是一个历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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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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