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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接着就跟往常一样如法炮制，仿佛电话在中途莫名其妙地断了线。近来电话怎么老断线？我对戴克抱怨道，声音大得足以录进耳机里的窃听器。我们把事务所3部电话统统拔下，然后跑到街边钻进停在那儿的沃尔沃汽车。布齐已经做过检查，车上的电话显然没有安放窃听器。查了电话号码簿后，我拨通了克利夫兰那个律师的电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电话重要至极。

他叫彼得·科沙，专业领域是劳工法和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他的委托人是位名叫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年轻女士。她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遭到大利公司解雇后，找到了他的事务所，和他一起商议如何向大利公司讨回公道。和大利公司告诉我的情况相反，莱曼西支克小姐并未离开克利夫兰。她现在住在一家新的公寓里，电话没有列入号码簿。

我对科沙说，我们给克利夫兰打了几十个电话，但一直没有找到杰基的下落。大利公司的一位仁兄理查德·佩洛特对我说过，她已经回到南印第安纳某个地方的家。

这不对，科沙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克利夫兰。她一直藏在一个地方不敢公开露面。

她的遭遇很有刺激性，科沙讲得津津有味，淋漓尽致。

他的委托人在大利公司任职期间，和几位上司都有性关系。他让我相信，她美貌动人，很有吸引力。她的职位和工资能否得到提升，取决于她是否愿意和他们上床。有一段时间，她担任高级理赔员，公司里爬到这种高位的女性就只她一个。可是后来却被降了职，仅仅因为她不愿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继续保持性关系。洛夫金此人不是个东西，除了拍马屁，就只喜欢玩弄花招搞女人。

要说洛夫金是个马屁精，这我完全同意。录取证词时我和他打了4个小时的交道，下周等他站在证人席，我还要向他发起猛攻。

他们的诉讼虽然是与性骚扰等有关，但她对大利公司理赔部的肮脏内幕也相当清楚。她和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睡过觉呢！一大堆官司将接踵而至，他预言道。

最后我抛出了那个大问题。“她愿意来作证吗？”

他不知道。也许愿意。但她害怕。那些混蛋有的是钱。而她目前在做理疗，身子很虚。

他同意让我和她通电话。我们商妥于某天深夜由我在住处给她打电话。我向他解释了最好别将电话打到我的事务所的原因。

现在，除了有关开庭的事，别的我什么都无法考虑了。只要戴克不在办公室，我便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不断自言自语。我一会儿告诉陪审团大利公司是如何地作恶多端，一会儿又巧妙地向大利公司的伙计们提出质询。我轻声轻气地向多特、隆和科德提出问题。我用颇能动人心弦的语言向陪审团慷慨陈词，发表我的总结辩论。但是，叫我开口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由对方交付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而依然能在同时铁板着面孔，我仍旧觉得很难。或许等我到了50岁，打过几百次官司，明白自己在做着什么的时候，我也许有权要求陪审团做出赔偿1000万美元的裁决。但一个刚出校门9个月的新手，提这样的要求，准会让人笑破肚皮。

可我还是提了。我向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的车上，尤其是在我的卧室里，而且通常是凌晨2点我无法入眠的时分。我和他们交谈，那12张面孔我现在已经能叫出姓名，他们全是好得无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边听着我叙说一边点头，恨不得立刻赶回法庭伸张正义。

我就要发现金矿了，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摧毁大利公司了。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控制住这些念头而挣扎。可是，该死，真难！那些事实，那些陪审员，那位法官，对方那些惊恐万状的律师，组合在一起意味着数不尽的金钱。

我准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谈了一小时。有时候她言辞激昂有力，有时候却又泣不成声。她并不愿意和那些人睡觉，她反反复复地说；可这是提升的唯一途径。她已经离了婚，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她答应来孟菲斯。我提出她的来回机票由我支付。我做这一表示时，用冷静的语调请她放心：我的事务所财源滚滚。她叫我做出保证，她来此作证，事前决不能让大利公司得知任何消息。

她怕他们怕得要死。我想，届时让他们大吃一惊，那场面一准精彩。

我们在事务所里度过了这一周的周末。两人在各自的住处小睡短短几小时后，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样返回事务所，继续为开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