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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戴克介绍,司法系统于12月15日开始关闭,要等到过了新年才恢复办公。在这期间,法官们既不开庭审案,也不举行听证会。各家事务所和他们的律师都忙于举办和参加晚会,以及员工午餐会。这正是我离开本市的大好时机。
我把布莱克档案和几件衣服,放进我那闪闪发亮的沃尔沃名牌小车的行李箱,起动引擎上了路。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慢车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开到了雪花飘舞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我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吃快餐,一路上有什么景色就看什么。一场冬天的暴风雪刚刚从北方大平原横扫过来。道路两侧雪堆陡峭,白雪皑皑的草原万籁俱寂,像是云层从天上落到人问。
寂寞的道路,使我这孤独的过客,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
我最后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时,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然后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样从一家商店钻到另一家。圣诞期间一些正常的享受,我并不愿意放过。
我脚踩积雪坐在公园里一条冰冷的长凳上,听着一支热情洋溢的合唱队大声演唱的圣诞颂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州。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吃了晚饭在旅馆酒吧喝过几杯以后,我拨通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当他的终身法学教授。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向他求教。他邀我来访。我把大部分有关的文件、诉状、书面咨询和证词,全部复印后寄给他。快寄邮包重达14磅,化了将近30美元。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他们一定是很害怕。”我说。
“他们不仅害怕,而且是吓坏了。不过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记住:他们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们县并不执行惩罚性损害赔偿。”
“那你说怎么办?”
“拿了钱然后走路。”
“我不能这么干。我不想这么干。我的委托人不想这么干。”
“好!现在是把那些人带进20世纪的时候啦。你的录音机在哪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房间里飞快地兜了一圈。墙上有块黑板,这位教授准备开始讲课。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准备好笔和拍纸簿。
马克斯讲了一小时,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他分析了我的证人,对方的证人,文书档案和几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他彻底研究过我寄给他的材料,对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对方谈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后再打出来,”教授说。“到最后才放那可怜的小伙子死前作证的录像带。我想他的模样一定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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