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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政治犯”在特务看守所吃不饱，睡不好，受尽了折磨。后来这些人都被我们杀害了。现在我受到共产党如此的照顾，越发显得自己从前的卑鄙和残忍。

我在屋里反复思索，我应该干些什么呢？政府这几天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装聋作哑，应该有所表示。正在这个时候肖干部来到我这屋子。我求他给我买200张稿纸，一支木杆钢笔，一瓶蓝墨水，晚上他给我买来了。我问他：“我想写点材料，不知有人看没有？”

“有人看，你写吧！”

第二天早饭后，我开始写第一个题目，取名：国特内幕。包括中统与军统，把中统的特务机关的一切材料，尽我所知，写了一个大概；第二部分写军统，写沿革，人事，活动，组织及经费等。每天上午写六七页，午后写两三页。不断有人来取材料，有一次只写了三页也拿走了。我知道这些材料有人看，于是我更细心地写了。这部分材料写了十多天，共写了一百多页。

快要过新年了，我在屋里想，平津快解放了，北平特务组织应该检举。第二天早上我对看守说：“我要和政府人员谈话。”他说可以。吃完早饭就把我提去了。我希望与高一级的干部谈话。在态度上高级干部的修养要好一些，不至于那样盛气凌人，一开口就是“你们……”

我跟着看守到了前面办公大楼，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坐在沙发上，他叫我坐在他对面，我问他：“看报纸，北平与天津快要解放了？”

“对呀，快要解放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你要努力争取呀！”

我原来的意思是，如果干部对我的态度好一点，我就谈北平的特务组织，如果态度很严肃，又骄矜自恃，好了，我就不谈这个问题。顺便要求买几本马列主义书籍。这位干部的态度还不错，我就说了：“现在平津还没有解放，我想把这两个地方的特务潜伏组织写一下，以备解放后，好逮捕。”

“那好，你马上写！用电报的方式写这份材料，材料写好我们用电报拍走！”

我马上回到监房写这份材料，我检举了军统局在北平印制解放区伪币的金城印刷局；又检举了西四牌楼路西龙井和点心铺与特务岳梓宇的关系；北平站另一个潜伏地点在板桥胡同十一号；检举天津秘密组组长于书绅，他在日租界胜得里，利用一个饭馆子作掩护潜伏等。

不知哪一天晚上9点钟，我刚要睡下，一个姓于的看守，把我的门骤然打开：“姓关的出来！”

听这语气很厉害，我穿上大衣跟他出了屋子。我忽然一想，9点钟，不错，我杀你们的人，也在夜里9点钟。不用说这个时候提我，是要杀我！好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他手中没有武器，不会在后面给我一下子。

出了小红楼又上了办公大楼，进了一个小屋。一个没有见过的干部坐在那儿，他很慢地问：“你们督察处有没有布置在长春的潜伏组织？”

我一边回答他的话一边巡视屋内的一切，看看有没有刑具：过电的东西，灌凉水的板凳……都没有。桌上只有一部自动电话。我心中平静了。大概有人说督察处在解放前有潜伏的部署，我说没有。我建议：“再找董顺球问问，他是当时的情报科科长。”

不一会就回来了，这又是一场虚惊。昨天夜里做梦，梦见政府派人抓我，我藏在一家老百姓的天棚上，被政府人员发现，把我从天棚上往下拉，我怕掉下来，便惊醒了。

下午，李寓春被捕到这里，他戴了一副脚镣，穿一件大黑布棉袍，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那屋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是重禁闭室。与我是邻居，在我监号的里边。他一咳嗽，我与王焕斌都听见了。他要求看报，看守所给了他一张《长春新报》。他在门口看，屋内没有光线。他拿着报纸念了起来。这是给我们听呢！于是王焕斌问我：“雄飞（李寓春的号）兄来了吗？”

我说：“来了，我方才看见了，脚上戴着东西呢。”

过了一天，张看守长又把李寓春调到尚传道的隔壁，一个很小的屋子。不一会儿，出了事，看守的战士说李寓春把被子撕了，企图不轨！这下子麻烦了，张看守长把被子拿走，把李寓春吊在小屋子的门上。怎样的吊法我不能出去看，只听李寓春的脚镣子在空中乱响，显然两脚不是站在地上，并且李寓春用哀告的声音说：“看守长，我再也不敢了，饶恕我吧！……唉哟！受不了，唉哟……”

小楼上的犯人都听见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失败了，落到人家手里，给上什么刑也得忍受。其实这样用刑还不如打一枪痛快，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