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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这个屋子是洋灰地，地下有个大窟窿。我往下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团被服线，我拿出来一条，有一丈多长，有用，保留起来，我把被服线偷偷放在饭包里了。

过了不久，尚传道、岳希文、王焕斌和我搬到了小红楼。我被指定住一个小屋子，屋里放着一个木架子，上边有个草垫子，日本人叫“他她蜜”，是我的床。我往四周一看，墙上有个小洞，我赶紧把藏在裤兜的被服线取出来，塞进了这个小洞。

起床，睡觉没人管，第二天早上到吃饭的时候才起来。不洗脸，也不洗手，下床就盛饭，是很稀的高粱米粥。汤多米少，一碗豆腐渣吃不饱。我看王焕斌他们也吃这样的饭。他们吃饭时都要求盛饭的战士：“给我一点干的。”战士回答：“都一样，没有干的。”

一天午后，我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进来一个挎手枪的战士，他叫我起床。我随他出了小红楼，过了办公大楼，进了局长室。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40岁的干部，脸有些苍白，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这个人很沉稳，看了看我，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的。”

“从吉林到这多少天了？”

“12日到的，有半个月了。”

这位是什么人？我要明白一下，不然说话不方便。与中级干部谈话是一种方式，与高级干部谈话又是一种方式。

“我可以知道您的职务吗？”

“我是公安局的秘书长，今天我代表局方与你谈话。”

“那好极了，我一定好好回答。”

“咱们这不是审讯，随便谈谈。”

没有题目，他问了许多特务内幕，又把宽大政策给我讲了一下，说着随手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本旧的文件，他打开之后，对我说：“这是我们学习的文件，你看……”

我走过去，他用手指着划了红道的词句对我说：“这就是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政策的具体实施……”我按着他的手指一行一行的往下看去，后面还有对叛徒的宽大，凡是有悔改的表现，均不处死。无论什么犯人，一律不准用刑讯、逼供、拷打等。

“我们的这些政策从上而下，任何人都要遵守的，不准任何人违犯。因此你要相信宽大政策，好好坦白。坦白从宽，否则就不好办了。”谈到在吉林的情形，他说：“我看到你填的表，‘以特反特’，这是你的看法，我们人民就可以反特，不用‘以特反特’。不过你有这种心情还是好的。听说你在吉林协助政府‘找’了不少人，这种表现在长春还要发扬。”

接着他又问戴笠的一些情况，我说了许多，最后我说：“将来有时间，我把戴笠的事写一本小册子。”

谈话结束时他鼓励我好好争取，告诉我：“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只要能积极争取，罪大并不妨碍你前进。好吧，以后有事找李副科长谈，找我谈话也可以。”

他告诉勤务员把我送到李副科长处，我随之出来了。我问勤务员这个秘书长姓什么？他告诉我：“姓龚。”

回到小红楼监房，感到同龚秘书长谈话很痛快，对宽大政策有了一点底儿。人在失意或在倒霉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句同情的话，关照的话，都是雪里送炭。当一个人成了犯人，有人对他和蔼一些，客气一些，他都受之有愧，感到特别的温暖而备受感动。

我要求看守所给我买纸烟、花生米、咸菜，下午都买来了。是那位张看守长亲自送来的。这位看守长老是板着面孔，从没有一点笑容。他对犯人毫不客气，犯人都怕他。他把东西往屋里一放，一句话不说就走，什么“辛苦了，谢谢。”这套话他听都不听。以后我也不说这些客套话了。

与看守的战士在夜里聊天。他们知道我们这几个住单人号的是职位比较高的，因此他们对我们比较客气。我问他每天吃什么？

“也是高粱米粥。长春一解放，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为了救济难民，粮食不够吃。我们也吃稀的，与你们一样。”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不仅仅是犯人喝稀米汤，军队也是如此！这可与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八路军这样做可以说是与人民共甘苦。既然如此，我喝米汤也是应该的。

一天上午，我发现窗前有一个纸条子被风吹得飘荡起来，这个纸条子上有“小心……”字样，我一想，大概是我案情重要，因此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