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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开国之前。法律实践都是有罪推定，只要有人起诉被告人有罪，司法机关就假定被告人有罪，把被告人关押起来，被告人的家属必须要找到证明被告人清白的证据去洗脱自己，而相关的办案人员则一直追查被告人的犯罪证据。将自己办案经验的滥用，很多刑事侦查的办案人员，特别是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容易迷信自己的办案经验，在接触一起案件时。不仔细研究案子本身的特殊性和不同案件之间的差异性，而是根据经验形成的思维定式，依靠主观印象有选择地去认定案件事实，忽视了定罪量刑的最基本依据—证据，最终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有罪推定是一种严重错误的职业心理，它会让办案人员忽视客观真相，只认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有时甚至对送到眼前的无罪证据都置之不理，最终造成冤案。

吕布在《宪法》里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司法侦查原则，给予一条规定“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并在《刑事诉讼法》里做了详细规定，在刑事司法的各个阶段，只有法院有权判定一个人有罪无罪，所以在法院未判决之前，任何司法机关逮捕的嫌犯都只能以提起公诉为界，被称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司法机关在侦查阶段，应该客观地收集各种证据，而不是给任何人定罪。

吕布为了保证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不让冤案频发，特别制定了严格的司法人员渎职惩罚法案和国家赔偿法案，一旦公民受冤，国家赔偿之外，还将那渎职的司法人员的家产查抄出来弥补给对方。

吕布发现，中华五千年来，司法官僚的权限太大了，自由裁量权力太大了，司法**就会愈演愈烈，所以他吸取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了陪审团制度，议政员都是陪审员，每次开庭都必须要有九名陪审员在场，必须要有民众旁听，法官的判决结果如何，三分之二陪审员通过才能确认，如果不通过必须重新审判。

吕布来自二十一世纪，对于那种拐卖儿童、妇女的人贩子深恶痛绝，特别是看到那些人贩子把别人家里健康的孩子打残逼迫乞讨，他更是怒不可遏，怎奈那一世有关部门对此不作为，吕布当时人微言轻，现在他不能忍受自己的帝国里有这样丑恶的现象，吕布为此颁布了一条《保护儿童妇女法》，里面严格规定，不准虐待儿童、妇女，不准拐卖儿童、妇女，人贩子一律判处终身劳役，其获利亲属连坐。

这里要重点提及一点，吕布减少了死刑、肉刑的判罚。特别是死刑，他在刑法里规定，所有死刑都必须经过最高法院的确认，九品官以上的死刑要经过皇帝的确认，除非是他的存在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或他的死比他活着更有震慑意义，否则一律判处终身劳役、家人连坐。因为吕布觉得，对待大部分罪人来说，让他死倒便宜了他们，只有让他们及其获利家人终身劳役，才是对他们最实在的惩罚，也是对国家对民众最好的交代，让他们的罪恶之身通过终身无偿劳动给国家给民众做出补偿。

减免死刑，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是避免冤假错案的不可挽回。只要窦娥还活着，一切都好说，如果窦娥死了，以吕布现有的政治体系来说，所有牵涉到窦娥案件的司法人员都会因为严重渎职罪而被终身劳役，社会影响也不好。

吕布在二十一世纪有一个深恶痛绝的事情，就是骗子猖獗，因少数骗子通过网络、短信、电话等各种诈骗。引起了整个社会的相互不信任，使得好好一个社会变得很不和谐。人与人之间彼此都不相信都互相提防，社会不仅不温暖，反而越来越冷漠，吕布在刑法里特别规定一条信用罪，凡是因其坑蒙拐骗而引起社会诚信问题的，一律除以终身劳役。其获利家人也要连坐，像那种碰瓷的、摔倒讹诈人、发信诈骗之类都算入信用罪里，一律终身劳役，家人连坐，像某些故意摔倒讹诈人的老太太和她那些家教不好的子女一起到劳动改造场所反省自己的罪恶。

吕布在二十一世纪里还有一个憎恶到极致的事情。就是有毒食品、食品造假，吕布特别在刑法里规定了这么一条，所有食品造假的商贩一律除以终身劳役，其获利家人一起连坐，而且他们在劳役过程中，要吃他们之前制造出来的有毒的假食品。

吕布制定了好几条法律，都在限制官僚的公权力猖獗肆虐，贪污、受贿触犯了廉政法律，因为渎职而对国家或他人造成危害、损失的也触犯了法律，属于刑事犯罪，必须严惩。

而且吕布在刑法里规定没有追诉期限制，任何犯罪，不管是十年后发现的还是五十年后发现，甚至是死后发现的，都要追究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