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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反思，邓历耕进一步提出：

现在我们正在逐步纠正由于“组织加工”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在这个时候，除了要继续学习苏联图片的长处外，我认为还应该学习其他兄弟国家，如*德国、匈牙利，以至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照片的长处。

邓历耕提出的问题，有其大背景。只是相对于新闻界其他领域来说，新闻摄影界迟一步罢了，清醒者也仅为少数人。从一定意义上说，邓是20世纪50年代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中的先知先觉者。

1956年2月间，苏共“二十大”召开，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与揭露，促成了少数中国新闻摄影人开始反思对苏联新闻摄影教条主义式学习的弊端。在这一年5、6月间，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听取了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工作汇报，对新闻工作作了重要谈话，强调要从教条主义、党八股中解脱出来，对于别人的经验，不要盲从迷信，要独立思考等。在这一年年初，率先改版的《人民日报》就提出要研究和借鉴国内外报纸的有益经验，在国外方面所列举的国家或地区名单中，除了包括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外，还包括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分别是苏联、东欧各国、英、美、法和东方国家四十多种报纸。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国内外报纸展览会”上，除了展出解放区报纸、香港报纸外，甚至还包括《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朝日新闻》、《人道报》等。《人民日报》的这些作为，不可能不引起新闻摄影人的反思。

邓历耕又从“外国人对我们照片的反应”的角度，对“组织加工”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地追问：

我们许多图片由于“组织加工”而太呆板，不自然，严重地影响图片质量。这些图片在国内外，特别是国外不受欢迎，有些外国人曾说我们的许多图片是“摆”出来的，说我们的记者是导演。本来图片宣传就因为是真实的、形象的宣传而吸引人，现在被人看作是“摆”出来的，那么它的力量又在哪儿呢？

一个原则性的新问题

1957年5月，新华社摄影部袁苓撰文《　能否反映困难、能否进行批评？》，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新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时间，恰恰是在新闻摄影界盛行通过组织加工、摆布，反对自然主义，以求“更好地反映新社会新生活”之时。①

他提出，“目前的新闻摄影报道工作中，已明显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新闻照片是否应当反映困难，是否应当进行批评？

这是个“原则性的新问题”，并且“急需研究和解决”。对此，他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1957年之前的几年间，新闻摄影报道大都习惯于用照片来表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宣传成就、表现先进。在日常的具体报道中如此，在群众运动中和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的报道中也是如此。日久天长，不仅在整个摄影报道中，形成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并且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形成这样一种看法，似乎我们的照片只能报成就，报先进。也就是说，我们的新闻照片只能表现解决矛盾，而不能表现矛盾本身。

针对这种状况，袁苓评述说：

很显然，这样的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和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生活不一致的，是有害的。这样做的结果会给读者带来错觉，似乎幸福会从天而降，社会主义的建设是畅行无阻、一切如意的。

例如，在我们过去的工业报道中，比较多的是一座座新工厂的建成，而像纺织工厂因为原料不足而停工的情况，我们却从没有反映。又如在农业方面，由于我国地区广阔，年年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遭受损失，而这种损失又不是国家给予支援和帮助就能完全弥补的。

袁苓认为，上述这些情况是可以报道的，应当把这些情况，实事求是地告诉给广大人民。

袁苓进而分析了提出“反映困难，进行批评”这一“原则性的新问题”的背景。

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广泛地使用照片来揭露敌人的暴行，批判社会的黑暗。当我们还处在被统治地位时，摄影报道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敌人的黑暗统治，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敌我之间进行面对面的生死斗争时，摄影报道的主要任务，就转变为报道革命战争的胜利，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以鼓励人民群众争取新的胜利。全国解放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恢复、建设和社会改革运动又成为摄影报道的主要方面。

可是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