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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蒙泰尼在美国造成的畸形儿总数约为四百出头。这是按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英国等国的统计估算出来的，考虑了蒙泰尼在那些国家销售时间的长短、数量的多寡以及美国方面的相应数字。

其他诉状中，有的是代那些用过蒙泰尼但尚未临产的母亲提出的；这大多控告费尔丁·罗思失职，担心以后产下畸形儿。估计剩下为数不多的诉状内容不足为凭或存心欺诈，但都要正式予以处理——这一切需要在法律程序上花费大量时间，开支大笔费用。

至于整个开支，西莉亚——她必须尽快了解这完全陌生的课题——发现，费尔丁·罗思办理了产品责任保险，数额达一亿三千五百万元。此外，公司为了同样目的在公司内部还储备了两千万元。

恰尔德斯·昆廷律师对西莉亚说，“那一亿五千五百万元听起来不少，也许够我们支付赔偿要求了。”接着他又说，“但我不想只靠它，有可能要你在别处再筹些钱。”

昆廷白发苍苍，年逾古稀，是个仪表堂堂的长者。他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擅长医药方面的法律事务，特别善于替赔偿损害的一方辩护。根据费尔丁·罗思常年法律顾问们的建议，这家事务所已受聘为费尔丁·罗思服务。

西莉亚知道，昆廷在同事中被称为“庭外和事老”。“庭外”指“法庭以外”。这是因为他调解有术，知道如何可不经法庭手续就解决原告的要求。

公司的一位律师对他有句评语：“他有敢于下大赌注的胆量。”

西莉亚早就认定恰尔德斯·昆廷可以信赖，她喜欢这人也使她信赖他。

“亲爱的，你我必须办的事，”昆廷像对心爱的侄女在讲话，“是尽快作出合情合理、慷慨大方的安排。要控制住这种灾难性局势，这两点至关紧要。为什么要慷慨大方呢？要记住可能出现最坏的局面就是：一个蒙泰尼案子到了民事法庭，让陪审团判决几百万元的赔偿费，这先例一开，随后援例判下来的赔偿费，就可能使你们公司破产。”

西莉亚问，“一切问题真可能不经法院就解决吗？”

“可能性比你设想的要大。”他继续向她解释。

“婴儿受到无法补救的严重损害后，诸如蒙泰尼造成的这类损害，做父母亲的反应首先是绝望，然后是愤怒。当父母愤怒时，就要惩治那些造成他们痛苦的人，所以就找律师帮忙。做父母的最最想要——如俗话所说——对方吃官司。

“可是我们当律师的很讲实际。我们很清楚，一些告到法庭的案子有时会败诉，而且之所以败诉，倒不总是理当败诉。我们也清楚，审判前的各种手续，案子太多使法庭忙不过来，以及被告一方策划的拖延战术等等，可能使案子拖上几年才开审。这时，即使胜诉，如被告再上诉，还可以再拖上几年。

“律师们也知道，他们的当事人最初那阵愤怒过后，会变得厌倦起来，幻想也没有了。他们整天陷在开审前的准备工作里，那些工作消耗他们精力，时时勾起他们伤心。结果他们巴不得尽早解决问题，恢复正常生活。”

西莉亚说，“是这样，这一切我能理解。”

“还有，受理人身伤害案件的律师，也就是我们要对付的律师，不仅要照顾其当事人的利益，也要照顾他们自身的利益。许多承办赔偿损失案的律师是按赔偿费来分成的；官司胜诉，则他们可得三分之一的赔偿费，有时还多一些。但律师要付自己的帐单，如事务所的租金，孩子们上大学的学费，需分期偿付的款项，美国捷运公司上个月的结帐等等……”昆廷耸耸肩膀。

“他们同你我一样，希望钱很快到手，不愿没把握地等到遥远的将来，这正是问题得以解决的因素之一。”

“我想是这样。”西莉亚刚才思想不大集中，这时她说，“我回到公司后，有些天我觉得自己冷漠无情，盘算来盘算去，对蒙泰尼和所发生的一切光从钱上去考虑。”

昆廷说，“我对你已相当了解，不相信你会那样。而且，亲爱的，即使你有别的想法，你放心，我对这场可怕的悲剧也并不是麻木不仁的。不错，我得干工作，我要干好它，但我也是做父亲、做祖父的人，对那些被毁了一生的婴儿，我也感到很痛心。”

经过这次及其他几次会商，决定了再追加五千万，以备赔偿费之需。

另外，迫在眉睫的是，估计还要支付八百万元，才能将蒙泰尼全部撤回销毁。

当西莉亚把以上的总数转告塞思·费恩哥尔德时，他只是严肃地点点头，看来不像西莉亚所估计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