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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影子里的阿斗，也只有照章行事。所以，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仍是一个有诸葛亮的蜀国，在国策上了无改变，只好在伟人的影子下，一条道走到黑了。

有的伟人的悲剧，止于他死而止；有的伟人的悲剧，如果像影子似的总不消失的话，势必会阻滞历史滚动的车轮，而造成更严重的不幸后果。所以，当蜀国有人意识到这条伟人的路，应该改弦更张的时候，邓艾、钟会的大军，已浩浩荡荡地逼近国门，并势如破竹直杀成都而来，即使把诸葛亮的儿孙都请出来，也救不了灭亡的命运了。

蜀事之败，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是不能辞其咎的，但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人格上无可非议的伟人，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所以，伟人的影子拖得太长，总不是一件好事。

宫廷的血腥

在《三国演义》中，公元200年曹操因衣带诏杀董承、王子服，诛董妃；公元254年司马师仍因衣带诏杀夏侯玄、张缉，诛张皇后，故事情节一样，人物身份一样，场景地点也一样，只不过时间相差半个世纪罢了。

这似乎是曹操作恶的报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死了，他的后代替他承受。中国人特别崇尚报应，越是没有办法，越是不敢反抗的中国人，也越是相信这种报应，寄托于这种报应，图那一刹那间的痛快。所以特别相信冥冥之中，肯定有一主持公道的上苍，虽密室之语，也纤毫必闻，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百姓可以出一口鸟气。但由于现实并不是都能讨得一份公道的，就只好再加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两句，借以自慰。

公元254年，魏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紧跟着，公元258年，吴孙�如法炮制，废孙亮，立孙休。大臣擅自决定皇帝的去留，在封建社会里，是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只有董卓才干得出来。所以，汉献帝衣带诏事发以后，甚至还发生过伏后事件，曹操也不敢轻易把献帝废掉。司马懿对于曹爽专权，曹芳暗弱，也未对这位邵陵厉公采取什么拥立新君的措施。但他的儿子司马师强大到足以不买旧秩序的账，而且嫌曹芳这位帝王有碍他的发展，于是，废帝另立。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东吴的孙�随后仿效，然后，他的弟弟司马昭也来这一手。这种不约而同的连锁反应现象，在历史上是常见的。

同年，九月称帝的孙休，十二月就把扶他上台的孙�杀了，并诛三族。公元260年5月，被司马师选中为帝的曹髦，杀司马昭不成，反而因此受害。虽然一则成功，一则失败，但实际也是一种连锁反应。当然，曹髦敢于发难，受孙休杀臣成功的启发，才敢贸然行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社会现象中，类似相同的历史，常常不期然地重演，蔚然成风，不是什么怪异。这种惊人般的相像状况，联袂而来，绝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在三国末期的这类皇室衰微凌夷，权臣予夺予取的事例，也是由于当时政权处于新旧交递之中，很自然的产物。

这种新的统治者对于旧的统治者的残酷屠杀，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是正式改朝换代前经常出现的插曲。由于这种东方式的权力更迭，总是按其专制政体的野蛮血腥程度来决定屠杀的规模，所以，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因此曹操对于汉献帝的镇压，和司马师对于曹芳的废黜，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权力争夺的必然规律。在专制国家中，只有这一种或你死，或我活的解决办法。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仓皇辞庙”的君王，命运或者下场，大抵是相同的，甚至到了已无断头台的近代。东方社会里仍然由于缺乏最起码的民主程序，因此，某个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一旦突然非正常的终结，与生命的死亡，人身的消灭，实际上等于是一回事。

在中国超稳定的统治结构中，任何变化，都只能是表面的，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新上来的主子，与下台主子的区别，就在于坐在金銮殿上的面孔的不同罢了，实质体制是不会作大的改动的。因此，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权力层面上的人事更迭，而对于不变的制度，并无触动。所以，这就保证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哪个阿猫阿狗当上了皇帝，只要坐在了龙椅上，很快就被人推翻者不多。中国人能够接受或者忍受任何庸君、昏君、暴君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不变的制度像桎梏一样，所养成的毫无反抗精神，失去思想能力的奴性。

鞭子是第一位的，至于拿鞭子的手，换来换去，对于挨打的屁股来讲，是无关紧要的。

换汤而不换药，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实质。也因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