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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也入了党，也宣了誓吗？九死一生，我们也要一起走到底。咱们这一辈人完不了，还有孩子们，看到最后，谁斗得过谁！”

玉璧眼睛一瞪，伸出小指头：“此话当真？”

我一本正经地也伸出小指头，和他拉上了勾：“当然当真，我陈玉屏说话，哪回没作数啊？”

旁边的宁儿一看我俩孩子似的拉勾儿，连忙叽叽喳喳地伸着小指头扑了上来，还在伊呀学语的彬儿看见姐姐上来了，也跟着扑上来。我们一家人在舱里嘻哈打笑地滚成了一团，小船立即东摇西晃起来。外面船老板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连忙探进头来，一看这情景，悄悄地打了个抿笑。那时候，我想得真是简单。

智闯山口

直到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我才又回到岳池。

这时候川北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早些时候，穷困潦倒的军阀杨森，趁着罗泽洲军中内讧，趁机出兵抢占了广安、岳池、顺庆等县，囊括了罗泽洲的防地，并派人称“向屠户”的向廷瑞驻守岳池，任“精练司令”。杨森绝处逢生，立即野心勃勃着手拉丁派款，搜刮地皮，一年预征十年十二年田赋，捐税多得吓死人。农民穿草鞋进城，要抽草鞋捐；打赤脚要抽赤脚捐；种了鸦片的要收罚款，不种鸦片的要收“懒捐”；还滥造铜钱祸害百姓……一时间，防区内百业萧条，官逼民反，“匪”患如蚁，仅华蓥山区的绿林武装数得出来的就有十七八股，还不算那些毛毛“土匪”。

一见面，玉璧就告诉我，我们的工农红军在两湖江西一带打得热火朝天，现在全国上下提起“朱毛”的游击战，没有不赞叹的，眼看又一次革命高潮已经来到了。上级组织已派人到岳池来开了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和省里的精神，要求我们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积极筹建自己的武装，配合红军行动。现在组织上已正式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玉璧、刘铁、金华新、罗方域，并由玉璧具体承办，还决定调我回来继续搞后勤工作。

接受任务之后，我们在彪子山召开一次党的秘密会议，召集了原先分散在各处活动的四十多个小组长，县委的刘铁、金华新、罗方域都参加了。会后，我和玉璧说服了母亲，卖完了自己名下的田产，用作筹建队伍的经费；又在广安开了一个“悦来医社”，兼营电筒、电池等杂货，以保证起义后的医药等用品的供应，由我们的一个积极分子齐吉轩负责。为了使我们的同志来往吃饭和住宿方便，我们又由组织上出一部分钱，在罗渡溪、赛龙场、肖家场等地开了栈房和饭馆。罗渡溪就由马福林负责，原则是除了自己人的吃住开销外，赚多少都是开店人自己的，但是不能开垮。两年多来玉璧所做的深入扎实的群众工作，此时已见成效。他从魏家沟、阳合碗厂和炭厂的骨干分子中，拉出了一支基本队伍，成立了华蓥山游击队。由于杨森极端仇视共产党，游击队决定以打富济贫的灰色面目出现，对外称华蓥农民自卫军。

我们在华蓥山麓一打响，整个川北地区的绿林好汉和农民武装都起来响应。组织上趁机派人渗入这些队伍之中，做了大量的争取和促进工作。各处农民纷纷起来抗捐抗粮，打恶霸开谷仓。地主们有的躲在石碉楼里不敢出来，有的直往县城里逃，连一向自以为“处变不惊”的杨森，也为这种遍地烈火的局面感到大为恼火。

场面拉开了，枪支和弹药的供应又紧张起来。向老大和他带去的人在重庆二十四兵工厂还回不来，我们只能简单修理一些枪支，再搜些铜钱制作些老土枪的子弹。于是玉璧让我带着夏林、唐俊清和另外三个人，组成一个小分队，到重庆去找李荣华大哥，抢运一批枪支弹药回来。

玉璧正儿八经地对我说：“过去你也运过几次枪，但是都没有这次走得远，要得急，又是第一次走旱路，路上的联络站都还没有建起来。近来风声很紧，沿途关卡林立，一路上有事要多和大家商量。一定要抓紧时间，三天去三天回，派给你的五个人都是强手，一切由你招呼。”他停了停又说：“抽空到曾三姐那里去看看孩子。”

当时两个孩子的安排，最令我们为难。宁儿快读书了，彬儿也正是麻烦的时候，我这两年去梁山教书，都一直把他们带在身边，可是现在不行了。放在家里让母亲照管吧，不放心，怕敌人抓不住大人来抓娃娃。再说我那兄弟媳妇势利得很，总是埋怨家里受够了我们的牵连。于是我和玉璧商量，觉得以后运枪运子弹搞军需，我在重庆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干脆就把孩子寄在重庆曾三姐家。这个曾三姐，是我近两年来来往往在重庆认识的，是个寡妇，守着个独养儿子过活，虽然不大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