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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实际上，在此之前，闻一多对蒋介石是抱有好感的，闻一多曾回忆说：“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在没有读到史诺的《西行漫记》一类的书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抗战是怎样起来的，只觉得那真是由于一个英勇坚毅的领导，对于这样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而据闻一多的学生回忆，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闻一多非常愤怒，他甚至在课堂上怒斥：“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允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从闻一多自己的回忆和学生追叙的往事中，我们可以知道闻一多在此之前对蒋介石的态度。

闻一多纪念馆内的闻一多雕像

《中国之命运》对闻一多内心最为看重的自由、民主等核心价值观的颠覆，导致闻一多对蒋介石以及国民党政权的极度失望，加之生活的极度贫困，闻一多再也不能埋头于书斋，尽管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最佳位置应该是书斋而不是街头。对于此时的心理状况，闻一多在写给兄长的信中说：“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政治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古人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今之为祸于国家民族者有甚于匈奴。在此辈未肃清以前，谈不到个人，亦谈不到家。”出于此种心理，闻一多开始变得热情、积极。在课堂上他热情赞美解放区的诗歌，他带着剖析自己的语气赞叹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歌：“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我现在才发现了田间，听到了鼓的声音，使我非常感动。”他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对国民党政权进行猛烈抨击。他甚至对当时坚持学术道路和书斋生活的生活方式都非常反感，尽管这种生活方式是他先前所坚持的。1944年7月，西南联大举行抗战七周年纪念日，邀请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作演讲，熊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的积弱是因为学术不昌明，师生诸人宜守住学术岗位，不应驰心外骛。闻一多本是来旁听的，但他却在会场中忽然站起来说：“谈到学术研究，深奥的数学理论，我们许多人虽然不懂，这又哪里值得炫耀？又哪里值得吓唬别人？今天在座的先生，谁不是曾经埋头做过十年、二十年的研究的？我若是能好好的读几年书，那真是莫大的幸福！但是，可能吗？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现在，不用说什么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请问，怎么能够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闻一多跟熊是多年的好友，这时毫不留情的指斥，让熊很是尴尬。从这一个事例，我们大约可以窥见当时闻一多的心理状况。

“只要是来救火，都可以共事”（2）

1944年秋，经慎重考虑，闻一多决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向来与实际政治绝缘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对于自己加入政治党派肯定会有顾虑，也会经历彷徨和犹豫，但最终他还是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闻一多对知音吴晗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国家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从闻一多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推测：闻一多在40年代投入现实政治，恐怕并非是他真正对现实政治发生了兴趣，而是当时的现实政治让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从根本上说，闻一多参与政治和他清华同学罗隆基不同。相对而言，罗隆基在政治上本来就有追求，并且有一定的现实考虑，其一生几乎都在参与实际政治；而闻一多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他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政治。闻一多投身于政治活动，他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是以理想和单纯的态度对待，即便是在他参加民主运动最积极的时候，他还一再对吴晗表示：一旦民主实现了，他就要回到书斋里去。

闻一多没有等到这一天，他再也没能回到书斋中去。1946年7月15日，随着几声罪恶的枪声，闻一多在回家的路途中被暗杀，鲜血从闻一多身上喷涌而出，染红了大地，闻一多倒在民主的道路上，再也没有起来，时年47岁。浠水呜咽，一如往昔缓缓流淌。

闻一多小传

闻一多（1899—1946），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