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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回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绪一直持续到郭回国前夕，甚至万事皆备，郭沫若仍然显出一丝游移不定。金祖同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中详细地描述了他这种矛盾的精神状态（金为此事亲历者，其叙述应可信）。一个被通缉多年的###，亡命海外多年，对国内的情况茫茫然，心底不踏实，有这些忧虑，亦很自然。于此时，郭沫若的心情十分矛盾和复杂：家庭和国家；事业和生活；夫妻之情、儿女之爱；个人安危和家庭安危，一起交织于他的心间，个中滋味非言语所能及。然而，不管经历了怎样的犹豫，郭沫若最终还是打消了一切顾虑，决定只身赴国难。1937年7月25日凌晨，郭沫若悄然披衣起床，蹑手蹑脚走进书斋，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的是“勤勉”二字；给最小的儿子则用的是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盼他无病无灾地健康成长。当他转身再踱入卧室，安娜已醒，正于枕畔就灯阅读，而孩子们尚在酣睡中。他轻轻地揭开蚊帐，在安娜的额头上重重吻了一下，作为诀别之礼，安娜当时并没有察觉他的用意。郭沫若和往常一样穿着居家和服，默默离开卧室走下庭院。沐着残月的青辉，郭沫若无限依恋地告别了这个给他无限温暖，他自己也深爱着的家，踏上了归国的路途。对此段经历，郭沫若在《家祭文》中回忆说：“贞乃于阳历七月二十五日，抛妻别子，孑身返国……然离去之情景，即今犹历历然在贞心目也。时为暑假，子女均归。晨之四时，贞悄然披衣起床，曾将阖室巡视，四子一女，均尚酣睡。富氏媳虽被惊觉，永未料贞之将高举而远逸也，乃怡然枕畔，就灯阅读，贞则于此时首途矣。于时，残月在天，澪露在田，热泪在贞之颜面，贞非木石，能不伤心？贞幸得脱出，而妻、子则委诸虎穴，为贞而受牺牲。其苦心，其处境，一为置身而思之，即不觉泪之盈睫。”当日傍晚，郭沫若和金祖同在神户顺利登上了加拿大“皇后号”邮轮。为了安全起见，郭沫若化名杨伯勉，自称湖南长沙人。晚上9时正，邮船起航。郭沫若蛰居舱中，从窗口窥视码头上的人们。按照日本的风俗，送行者正在向船上抛彩色的纸卷，表示惜别之意。此情此景，不能不勾起郭沫若的无限情思，对先后居住达二十年的岛国他并没有什么留恋，他所牵挂的只是自家那六条看不见的“纸带”。他当时的心境，从他在船上写的一首七绝完全表露了出来：“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四十六年馀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回国后，郭沫若曾收到过安娜的来信，得知安娜和长子和生被日本警察局拘禁并毒打，家亦被抄。郭沫若得知此消息后赋诗一首匿寄安娜，诗云：“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如万重天。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深渊。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致万世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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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吼摇天万里威”（1）

由日本秘密回国之后，郭沫若不得不考虑回到国内后的出路问题。到达上海的当天，孔德研究所的朋友沈尹默就率直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是在国民党中谋职，还是从事青年教育工作？而沈对此皆不赞同，他建议郭沫若目前最好还是继续研究古代文化，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从这段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沈尹默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的率真和单纯。战争就是政治，一场关乎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把许许多多的人卷入到政治态势之中去。郭沫若更是如此，他的精神个性决定了这一点。以郭沫若浪漫诗人的心性而言，他抛妻别子历险回到国内，绝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学问。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中，即使郭沫若自己想留在书斋中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也不可能。作为北伐战争中的一个政治风云人物，郭沫若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是个人行为，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党派力量的干预和制衡。作为曾经的政治人物，郭沫若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极富政治文化含义的象征性符号，他的行为方式和轨迹，都已经不能完全由他自己来完成。回国后，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表明自己回国的态度，情绪激昂，铮铮之言掷地有声：“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此后，郭沫若便融入了整个民族的抗日洪流之中。不过回国伊始，郭沫若还是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还是宁愿以纯粹文化人的方式抗战救国。

郭沫若（左一）与茅盾等

创刊于1937年8月24日的《救亡日报》是抗战期间有着广泛影响的一份重要报纸，是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1937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