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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保持缄默。

“我告诉你，”他对伊弗里姆说。“我不是在给你们这些家伙干活。记得吗？别命令我做什么！”

他的爆发使伊弗里姆笑了起来。“噢，在我还没有向你扔东西之前，”他说。“从这里滚出去。滚……哦，等一等。你提醒我了，我想让你把这个签了。”

阿弗纳拿起那张长长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纸。“这是什么？”他问道。

“读一下。”伊弗里姆说。“你会认字，是不是？”

阿弗纳看着那张纸，一时还不想去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伊弗里姆桌上拿起一支笔，签了。也许又是一份牙科保健计划之类的东西。

在特拉维夫，阿弗纳在去机场之前去看了一下他的父母，首先是他的母亲，然后是父亲。两次感觉都非常不好。

跟往常一样，他的母亲敷衍了一两句关心的话——感谢上帝，你还好好的——之后，话题立即转向了以色列和这个世界的背信弃义，竟然允许战争发生。阿弗纳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命运跟以色列的命运比起来，母亲对后者的担忧要多得多。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和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比起来，后者对她的影响也深得多。她忧虑的是以色列这个以色列那个——她也总是不断地表达这个愿望，即再过一两年等阿弗纳的小弟弟贝尔到参军的年龄时，国家就和平了。

阿弗纳想，也许这个想法不当，母亲总是操心贝尔是否平安，似乎不在乎他也许会在战场上牺牲。无论是阿弗纳的什么事情，她似乎都不感兴趣。他也不能把自己在欧洲干的事情告诉她——她心里一定在猜测，他在“为政府做什么事情”——但她却问都没问，他有些痛心。甚至连泛泛的询问都没有，没有问过葛拉，也没问过肖莎娜，只关心贝尔和以色列。在阿弗纳看来，自从母亲把他送到集体农场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

去看父亲的时候，感觉也很糟糕，只是原因不同而已。

父亲变得更老了，更加多病了，更加脆弱了。而同时他们两个人之间又是那么相似——不是外表上的相似，而是他们思想和情感上的相似——阿弗纳看着他的父亲，就像看着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他能看见自己二三十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不可思议的。父亲一定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一再重复：“等着吧，再过几年，你也许也会坐在这里，等他们给你打电话。他们要把你榨干。很久之前他们就把红宝石锁起来了，而你还在等着。但你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明白。你别信我的话，你自己看吧。”问题是，阿弗纳开始相信他父亲的话了。

他迫不及待地到了机场，连斯蒂夫和罗伯特追上他的机会都没给，就飞回了欧洲。

11月份过去了，12月份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虽然什么也没发生，但这段时间的活动却不少。实际上，正如卡尔所说，他们从来没有这么事倍功半的。几乎每天他们都会得到关于一两个目标的新的传闻。尤其是萨拉米，总是在报告说他首先会在巴黎出现，然后会在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出现。

关于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的传闻也很多。他是惟一一个从那年1月到9月完全消失的目标。阿布·达乌德因绑架侯赛因国王的内阁成员未遂，在约旦监狱里关了七个月。他是2月13日在约旦被捕的，被捕之后在电视上首次公开承认“法塔赫”和“黑色九月”之间的关系（没有“穆萨德”的特别消息）。两天后，他跟“黑色九月”的共犯们一起被判处死刑。但是，侯赛因国王给他们减了刑。1973年9月，在赎罪日入侵西奈和戈兰高地之前不到三个星期，阿布·达乌德（跟几年来国王的军队抓获的差不多一千名敢死队员一起）从约旦监禁中释放出来。自那时开始，如果线人的消息可靠的话，他在欧洲国家的每个首都都出现过。

没有得到萨拉米的准确线索，突击队员们开始不安了。阿弗纳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仍然好好的，行动仍然迅速高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都有些力不从心了。自他们执行这项任务以来，已经一年有余，也付出了应付的代价。阿弗纳跟自己的部队一起战斗是个安慰，这也正是阿弗纳一直希望的。但是现在，胸口上的紧张感又回来了。

比以前更加紧张。

至于其他人，不管他们承认与否，阿弗纳都不怀疑他们的压力。汉斯花在古董家具生意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斯蒂夫有一次说得相当尖刻，这也许是他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留在法兰克福的主要原因。他甚至开始获利了。罗伯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精心制作一个玩具。几个星期以来，他只要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