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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的话，是他背出来的。杨西光和我认为，列宁这句话是个一般真理，并且特别符合我国的实际。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这个发言要讲的内容定下来了。当然，这个发言不只上面所讲的内容，其中我们还引用了社科院法制研究组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组起草法律文章的批评，还讲了必须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和对康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杨西光的消息很多，在准备这次联合发言时，他讲了不少的情况，使得我们这个发言生动而具体。

第二次联合发言，王惠德没有参加，只有杨西光和我，发言的时间是在11月26日。这时，新华社关于”北京市委宣布*性质*“的消息已经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报纸已经发表。我和杨西光想通过这件事来批判”两个凡是“，宣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主义哲学原理。同时，我们感到，批判”两个凡是“，不能不对粉碎”四人帮“后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提出批评。他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之一，是这个会议的领导，这时还没有人点到他的名。我和同组的江一真交换了意见，决定点名批评汪东兴。

江一真在26日上午发言。他讲道，他与汪东兴从长征到延安就在一起工作过，总的印象是好的，希望他多听听别人的批评意见。接着，江一真批评汪东兴在”*“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并举了卫生界发生的一些事例。下午我和杨西光就作了个联合发言。这次联合发言由杨西光主讲，中间我插了一些话。在这个发言中我们说：”最近几个月，广大群众为*的性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最近一个时期这个问题又取得较大进展。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广大群众用童怀周的名义，坚持不懈地宣传天安门诗文和革命行动；有些工人同志编出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在*中受到*的英雄们报告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遭遇等。我们的宣传战线，包括报纸和《中国青年》杂志，在这方面也作了积极的配合。但是，正当广大群众要求为*的性质*的时候，却有人在那里横加责难。我们想在这里举一件事，这就是所传张耀祠同志　（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负责人，中央委员）11月3日在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手头有一封《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是中央编译局几个同志写的，信中引用了张在讲话中讲到*的一段：“有人说，*要翻案。*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这是什么话！”从这段话看，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对群众的舆论，进行阻挠。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3）

杨西光接着代表他和我两人说：“说到*，我们还可以说一件事情。今年6月25日，汪副主席找宣传口的同志讲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一段：香港报纸登周总理的展览，有那张劝总理休息的大字报。第一次刊登的大字报有康老、谢富治，这次民族画报刊登时没有了。香港报纸把这两张大字报都登出来，说康生是和‘四人帮’站在一起的。这对党的团结有影响，这个关没有把好。*写了材料给中央。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在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椿6月8日对*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他们这样讲不是反毛主席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余焕椿说，《人民日报》在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四人帮’在*中捣了很多鬼，这是对的。可是余焕椿说，当时毛主席和政治局都受了‘四人帮’的骗，那就不对了嘛！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余焕椿说，今年4月*两周年时，《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诗选的专页，领导又不让登。那是攻击华主席的，怎么能登？余焕椿还说，天安门这个事一定要解决，否则人民不平。他是《人民日报》记者，是个党员，不像非党员那样不了解情况，党员能这样说吗？”

杨西光在讲了汪东兴这段话后说：“不让人讲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像这次会议那样解决好*的性质*问题。”接着，杨西光讲，“除我之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平化、朱穆之、黄镇、曾涛、胡绩伟、熊复、张香山等同志都在场。我提出这段话的意思，也是希望汪东兴同志总结一下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中还说了张耀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段话：“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