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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男孩就是头儿，只要他能维持他的权力，他就受到尊敬。还有一些其他的孩子是造反派，他们受到赞美，但从来没有成为头儿。大多数人都是那些无畏者手中的粘土；有一些可以依靠，多数靠不住。气氛十分紧张——无法预言明天会有什么事。这种松散的、原始的社会核心，产生出强烈的胃口，强烈的情绪，强烈的好奇心。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每一天都要求有一种新的力量检验，一种新的力量感，或失败感。因此，直到九十岁的年纪，我们都有着真正的生活趣味——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够幸运的，未被父母宠坏，夜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街上游逛，亲眼去发现事物。 我现在带着某些遗憾和渴望想念着的事情是，早先童年时代这种极有限的生活却好像无限的宇宙，而随后的生活，成年人的生活，则是一个不断缩小的王国。从一个人被放到学校里去那一刻开始，这个人便迷失了，人们会有脖子上套着绞索的感觉。面包的味道没有了，生活的趣味也没有了。得到面包变得比吃面包更重要。一切都要盘算，一切都有一个价码。 我的表弟勒内成了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斯坦利成了一个一流的失败者。除了这两个我十分喜爱的孩子以外，还有一个乔依，他后来成了一个邮递员。当我想起生活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时，我就会哭泣。作为男孩，他们是完美的。斯坦利最不完美，因为他更冲动。斯坦利时常暴跳如雷，不知道你如何能同他一天天相处，而乔依和勒内则是善的本身；他们是朋友，是按这个词的古老意义来理解的朋友。在我外出到乡下去的时候，我经常想起乔依，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乡下小孩。这首先意味着他比我们认识的男孩子更忠实，更真诚，更体贴。我现在可以看到乔依来见我；他总是张开双臂跑过来，准备拥抱我，总是被他为我的参与而设计的冒险搞得上气不接下气，总是装满了他为我的到来而攒起来的各种礼物。乔依招待我就像古代的君主招待他们的宾客一般。我看一眼任何一样东西，这样东西便是我的了。我们有无数事情要相互告知，没有一件事情是沉闷乏味的。我们各自世界的差异是巨大的。虽然我也属于这个城市，但当我拜访我的表弟勒内时，我才了解到一个更大的城市，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纽约城，在其中，我的世故是微不足道的。斯坦利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居住区去远足过，但是斯坦利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个陌生国度波兰，我们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他说另一种语言，这个事实也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崇拜。每个人都被一个与众不同的光环所环绕，被一种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的明确身分所环绕。由于进入生活，这些不同的特征消失了，我们大家都变得多少有点儿相似，当然，最不像我们自己。正是这种独特自我的丧失，这种也许并不重要的个性的丧失，使我黯然神伤，使黑面包鲜明突出。奇妙的酸黑面包形成了我们的个别自我；就像圣餐面包人人有份，但是每个人只是按照他独特的皈依上帝的状态来接受圣餐的。现在我们吃着同样的面包，却没有圣餐的恩惠，没有皈依上帝。我们吃面包来填饱肚子，而我们的心却是冰冷的，空虚的。我们是分开的，但不是个别的。

《南回归线》第九章（3）

关于酸黑面包还有一件事，这就是，我们经常一边吃面包，一边吃生葱。我记得在傍晚前，手里拿着三明治，同斯坦利一起站在我家正对面的兽医诊所门前。似乎麦基尼医生总是选择傍晚前来阉割一匹公马，这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的手术，总是聚集了一小群人。我记得烙铁的气味和马腿的颤抖、麦基尼医生的山羊胡子、生葱的味道以及阴沟里的气味，因为就在我们身后，他们正在铺设煤气管道。这完全是一场嗅觉表演，而正如阿伯拉尔阿伯拉尔（1079—约1144）：法兰西逻辑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神学家。 ——译者惟妙惟肖地描绘的那样，手术实际上不痛。我们不知道手术的理由，常常在手术后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往往以争吵告终。我们俩都不喜欢麦基尼医生；他身上有一股碘仿味和臭马尿味。有时候他诊室前面的街沟里淌满了血，冬天时血结成冰，使他那边的人行道有一种古怪的样子。时常有一辆两轮大车驶过来，一辆没有遮掩的车，散发着可怕的臭味，他们把死马扔到车上。确切地说，尸体是用一根长链子吊到车上去的，链子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就像抛锚一般。患气胀病的死马的气味很难闻，我们那条街上满是臭味。然后还有酸味从我家房子后面的锡工厂传来——像现代进步的味道一样。几乎令人不能忍受的死马味，比起燃烧的化学品的味道来，还要好上一千倍。看到太阳穴上有个枪眼的死马，看到它的脑袋躺在血泊中，它的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