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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之间（3）

我的一位朋友是经济学博士，在澳大利亚政府财政部做经济预测专家。他曾同我讲起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今年初，国内的一个商人去澳大利亚旅行时拜访了他。两个人喝茶时，谈起西方人的慈善行为，朋友向这个商人介绍说，大多数的富人已经把向社会捐赠这种慈善行为看作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一向抱有取之于社会并回馈社会的理念。这个商人听后，不屑一顾地说：别信那个，他们不过是为了逃税罢了。“听了他的话，我很惊讶，也很悲哀。”朋友对我说。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尼系数”，是判断一个国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指标在0－1之间波动。如果一个国家财富绝对平均，系数为0；如果社会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1％的人手里，系数则为1。0或1都是理论数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基尼系数在－之间，说明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在－之间，说明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在－之间，说明财富分配差距偏大。其中，作为“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

到2003年的时候，拉美国家的平均0．522的基尼系数，意味着该地区不少国家已经相当接近甚至超过了0．6的危险状态。虽然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已达3000美元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5000美元，总体收入水平高于东南亚国家，但近几年，拉美的一些国家局势动荡不安，时有###和骚乱发生。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1988年，为3；1998年，为0；2003年，达到58，超过了的“警戒线”；2004年，超过65，依旧是上升的趋势，并且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值比较保守，实际可能会更高些。而在同期，我们的邻国印度是78，日本为49。

在社会总体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社会底层群体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像金字塔的塔基，一旦他们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社会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形成潜在的危机，社会的基础就会动摇，社会环境就会恶化。

十八世纪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GDP是世界第一，类似于目前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但是，被奉为市场经济鼻祖的亚当？斯密却断言，当时的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会再有发展潜力。他判断的理由基于两点：第一，中国的市场是不开放的；第二，中国包括官僚和商人在内的富人享受着最大量的财富和种种权利，而中国的穷人却连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许多学者都把亚当？斯密说的第一点当作十八世纪以后中国走向衰落的决定性因素，以印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往往忽略了他说的第二点。实际上，如果按基尼系数的标准来分析，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看，国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早已远远超过了“警戒线”，所以才会###不断，甚至出现太平天国与清政府长期对峙争斗的局面。即使经济开放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也会在战乱中消耗殆尽。可以说，亚当？斯密讲的第二点判断理由，对中国的衰落走向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穷人和富人乘坐同一艘船。穷人的座位下有一个洞，富人应该帮他们补上。不然，洞越破越大，船就会沉没，大家一损俱损，富人不可能独善其身。

谁是“企业公民”？

谈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我们不能不提及王石倡导的“企业公民”理念。

2005年，在中国企业家公民论坛上，万科被评选为“最佳企业公民”，也连续两年入选《21世纪经济报道》的“最佳企业公民”评选。在2006年，王石把万科的定位确定为“改革先锋、企业公民”。王石说：“注重企业公民责任才会双赢。”

美国波士顿商学院曾经给出过“企业公民”的定义：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

在中国，2003年《中国企业家》杂志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400位企业高级管理者中，有％的被访者认为社会责任对本公司具有重要意义。“苏丹红”、奶粉造假导致的“大头娃娃”、屡次发生的煤矿矿难等等事件，说明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的经营活动实际上是依存于社会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