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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不宣”一语，来描述当时热烈的讨论场面与实际工作过程中操作时的反差。但，只是在讨论的后期，这一用语才开始出现。柯善文更是表明了“自己就曾在反对‘组织加工’理论的高压下，口服心服地向这一派创论者投了诚的”。但最终又“叛变”了。

显然，再争辩下去，还会有更多人的情绪会受到影响。

在某些时候，“摆布”，或者“组织加工”一下，被认为是积极主动参与工作、懂得人情世故、符合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做法。一些反对这样做的人，显然是在挑战这一价值。在中国传统伦理规则里面，报喜不报忧，助人为乐，被看作美德。而这些美德又多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来自工农阶层的摄影记者中，他们带着为新社会积极工作的喜悦之情，投身到自己的工作中来。在多数时候，他们以自己善良的行为方式在工作中与采访对象打成一片，而不是作为社会公众陌生的冷静客观的旁观者——“新闻摄影记者”，以职业状态投入工作。显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为何会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呢？

毛泽东特例（1）

这是一次让同行们羡慕不已的“组织”行为。多年来，几乎所有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听到这个故事的同事，也会对摄影记者的行为赞赏有加，来自摄影记者供职机构的官方评价也很高。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新*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徐建春来自山东，1950年，高小毕业回到家乡后，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小姑娘，被推选为互助组组长，领导大家搞生产。以后，她又成了初级社社长，管理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当过劳模。作为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的事迹在当时被广为宣传。《中国青年报》指派采访这次会议的摄影记者洪克也同样来自山东，他原是《山东青年报》的一员，先前与徐建春就很熟悉。得知毛主席要接见徐建春等代表后，洪克找到他们，商量好拍照时要见机行事，配合一下，这样才能拍出好照片，为此，他们甚至一起商量了许久。

在休息室，当毛主席习惯性地掏出烟放在桌子上时，洪克使了个眼色，坐在主席身旁的徐建春立即心领神会，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火柴，在大家的笑声中，为毛主席点了烟。毛主席他老人家也非常高兴，把头伸了过来。

新华社摄影记者郑小箴也在现场，她与洪克并排站立，所拍到的画面几乎与洪克拍的那张一模一样。当年，新华社“中央新闻组2、3、4、5月份好图片介绍”是这样评价郑小箴这张照片的：

这张毛主席和青年在一起的照片是记者在休息室拍的，它反映了毛主席和青年们那种融洽、亲密的关系，也反映了青年们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照片上虽然只是近十个青年，但却是全国青年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的缩影。

画面上徐建春正在为毛主席的香烟点火，给人以极亲切的感觉。青年们把毛主席看作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也把毛主席看作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照片表现了青年人对领袖的热爱。

接下来的评语，无意间透露出照片的“组织”方式：

在画面上，毛主席位于最显著的中央，青年们在四周。青年们人数虽多，但视线都集中在中间；青年们虽是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民族，但脸上却充满了笑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出于对“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的尊重与爱戴之情，这样一张“组织”得当的照片，一直被后人喜爱着。在那个年代，这并不是特例。

原新华社记者、毛泽东身边的摄影师吕厚民曾回忆自己如何说服主席“摆一回姿势”拍照的经历。虽然毛泽东拍照很少摆姿势，这样经过“策划”的照片也不多，但这仅有的几次还是被记录了下来。

作家李鸣生在《毛泽东的随行记者》（之二）一书中描述道：

今天我们看到的吕厚民在1961年拍摄的“毛主席在杭州住地阅读《人民日报》”、“毛泽东在杭州住地”的照片，均是毛泽东“摆”出来的工作照，而非毛泽东的实际生活画面。但正因为有了毛泽东和吕厚民共同“虚构”的这些“工作照”，才有了毛泽东的这两幅照片。

书中还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过后，吕厚民是如何“设计”“毛泽东看世界地图”这张照片的。

1961年庐山会议期间，吕拍摄了一些毛泽东在会上、山上与人谈话，或散步的照片，但还是觉得“不够”、“不过瘾”。后经观察，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