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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瓜子营业执照的，至于大量的兼营瓜子的个体户，就无法精确统计了。市场上有20家亮出了牌号：“神农”、“春光”、“康健”、“龙凤”、“玉兔”、“双虎”……到1985年，芜湖终于形成以“傻子”、“迎春”、“胡大”、“友谊”四大瓜子公司为支柱，而以“傻子”和“迎春”为两大巨头的“瓜子城”。

这些瓜子厂家都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而是自筹资金，不断扩大生产。1981年全市瓜子产量不到100万斤，到1984年就猛增到3240万斤（其中不包括与外地联营加工的1500万斤），创造了5600多万元的产值，当年上缴国家税利达500多万元，其产值居全市第三位，而创造这笔产值的从业人员还不足1000人。

*与“傻子瓜子”

奇怪的是，当芜湖瓜子之路被年广九闯出来之后，给年广九带来的不是荣誉和赞词，不是更多受益者的感激，相反，更多的是责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3）

“傻子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垮别人。”这是指年广九在1981年那次为保存自己实力，实行削价销售的竞争措施。

有人说：“那小子家里到处是钱，连褥子底下铺的都是钱。”

有的还说：“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他从小就贩这倒那，心术不正，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几回了，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呢。”

这个把自己也当成“傻子”的年广九，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别人越讲得凶，他就干得越欢，似乎是在赌气。一次，他对来访的记者诉出了自己心中的委曲：“我是挣了不少钱，可我为炒瓜子受过的那些苦谁知道？在芜湖，也不是我一个人富了，我的好多徒弟都跟我富了，是国家的政策让我们致富的，难道都没看见？”年广九在芜湖瓜子业的处境，虽然有些孤立，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但他对炒瓜子这个行业的劲头并未受到太大的打击。

“傻子瓜子”顺利打入上海和华东市场，起势之猛使年广九本人也始料未及。1982年下半年，小小的“傻子瓜子”，在上海人的家庭中已可与糖果、蜜饯、巧克力分庭抗礼了，据说上海糖果的滞销和许多人爱吃“傻子瓜子”有一定关系。1982年春节，上海竟吃掉了10万多公斤瓜子。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长龙，有时长龙竟达四五百米。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之类的告示。

然而，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工厂毕竟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面对大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市场，供求链条被日渐绷紧，告急消息频频传到芜湖总部，订货单如雪片般从各地飞到芜湖，求购的电报也接二连三地传来。如果说商家有货卖不出去是一大苦恼，但货源不足，供不应求，也是一种莫大的无奈。1983年3月，无计可施的年广九买了芜湖“迎春”瓜子10万斤，分别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运到上海救急。莽撞独断的年广九只想先应付订货单，并从中捞到一个差价。他却没想到，这一着弄巧成拙的招数，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其中的猫腻，立刻对这种假冒“傻子”品牌瓜子口诛笔伐。《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批评消息，上海市工商局也立即立案，查清年广九以伪充真，并在销售伪“傻子瓜子”过程中偷漏税款4�3万元的错误。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也给以极大的关注，在一版显要位置将此事向全国披露，并加了评论，对“傻子瓜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也正是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成了年广九一连串败走麦城的伏笔。年广九从此陷入了他人生的低谷，年广九和“傻子瓜子”的声誉在芜湖也一落千丈，在全国各地人们对“傻子瓜子”也逐渐淡漠了。

就在这偷税风波尚未平息之时，前往安徽视察的*中央总书记*来到了芜湖。当车队经过年广九的瓜子摊前，市委书记向总书记指向窗外说：“这个就是‘傻子’的摊位，他的工厂雇了30多工人炒瓜子，群众有些反映。”

总书记*在去芜湖之前，安徽省委也有人向他提过这个问题，他说：“三十几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市委书记又试探着说：“年广九偷税的问题，群众反映也很大。”总书记回过头来答道：“偷税当然不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4）

1983年12月，国务院有关领导在听取工商局汇报时，年广九偷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