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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他们提供宗教书籍，还有旧杂志。在我们图书馆里适当的书有的是，可是他们难得去翻阅。开头他们似乎还感兴趣，后来新书倒有一半书页都没有裁开，旧书更没有人问津。我们还做过试验，”将军似笑非笑地说，“故意在书里夹上一些纸片。结果那些纸片都原封不动夹在里面。再有，这里也不禁止他们写字，”将军继续说。“发给他们石板，发给他们石笔，他们尽可以写写字消遣消遣。他们可以擦掉再写。可他们也不写。不，他们很快就完全定下心来。他们只是开头有点烦躁，后来甚至会慢慢发胖，变得十分安静，”将军说，根本没想到他的话其实是多么残酷。

聂赫留朵夫听着他那沙哑苍老的声音，瞧瞧他那僵直的手脚和白眉毛下暗淡无神的眼睛，又瞧瞧他那被军服直领撑住的皮肉松弛的光颧骨，以及他特别引以为荣的白十字章——那是因为极端残酷和血腥屠杀而获得的，——心里明白，反驳他或者揭穿他这话的实质，都是多余的。但他还是强自镇定，又问到另一个案子，打听囚犯舒斯托娃的情况，还说他今天得到消息，上面已下令要释放她了。

“舒斯托娃吗？舒斯托娃……我记不住所有犯人的名字。因为人数太多，”他说，显然责怪犯罪的人太多。他打了打铃，吩咐把办事员叫来。

将军趁办事员还没有来，就劝告聂赫留朵夫担任些差事，说什么凡是高尚正直的人（他自以为是其中的一个）都是皇上……“和祖国”所特别需要的。他加上“和祖国”三个字，显然只是为了说起来音调更动听罢了。

“我虽然老了，但还要尽力当好差。”

办事员瘦小而结实，生有一双聪明灵活的眼睛，走来报告说，舒斯托娃关在一个警卫森严的特殊地方，有关她的公文还没有收到。

“只要公文一下来，我们当天就把她释放。我们不会留住他们的，他们的光临我们并不太欢迎，”将军说，又试图现出调皮的微笑，结果只是使他的老脸显得更丑。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竭力克制自己，免得流露出对这个可恶的老头又嫌恶又怜悯的复杂心情。老头儿呢，他则认为对老同事的这个轻浮而分明不走正路的儿子不必过分严厉，只要顺便教诲他几句就是了。

“再见，老弟，请勿见怪，我这是爱护您才说这话的。不要跟关在我们这里的人打交道。没有一个是无罪的。他们都是些道德败坏的人。我可了解他们了，”他用不容怀疑的口气说。他对这一点确实毫不怀疑，倒不是因为这是事实，而是因为不这样想，他就无法肯定自己是一位可敬的英雄，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优裕的生活，而成了个出卖过良心、到了晚年还在继续出卖良心的无赖。“您最好还是去担任些差事，”他继续说。“皇上需要正直的人……祖国也需要正直的人，”他补充说。“嗯，要是我们这些人都象您那样不当差，那怎么得了？叫谁来干呢？我们动不动批评现在的制度，可自己又不愿帮政府的忙。”

聂赫留朵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低低地鞠了一躬，握了握宽宏大量地向他伸出来的瘦骨嶙峋的大手，走出房间。

将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揉揉腰，又走到会客室里。画家已把贞德灵魂的答复记录下来，正在那里等将军。老将军戴上夹鼻眼镜，念道：“他们相互认识是通过灵魂本身发出来的光。”

“啊，”将军闭上眼睛，赞许地说。“要是大家的光都是一样的，那又怎么认得清楚呢？”他问，又在小桌旁坐下来，手指同画家的手指夹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这时正好驶出大门。

“这地方真气闷哪，老爷，”马车夫对聂赫留朵夫说。“我本来想不等您出来就走掉。”

“是的，很气闷，”聂赫留朵夫同意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望望空中烟灰色的浮云，又望望涅瓦河上被小舟和轮船激起的银光闪闪的波浪。

二十

第二天要开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就坐车去枢密院。在枢密院大厦雄伟的大门口，已停了好几辆马车。他看见法纳林律师也乘车赶来。他们沿着富丽堂皇的楼梯登上二楼。律师熟悉这里的一切通路，往左一拐，就走进一扇上面刻着诉讼条例制定年份的木门。他在第一个长方形房间里脱去大衣，露出燕尾服、白胸衬和白领带，从门房那里打听到枢密官都已到齐，就煞有介事地走进下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右边放着一个大橱，旁边有一张桌子，左边是一道旋梯。这时候，一个身穿文官制服风度翩翩的官员，腋下夹着皮包，从楼梯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