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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选集》、《联共（布）党史》，等等，更是这些处长、厅长的重头课。教学一般在夜晚和周末进行，为了让这些大老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他认真细致地备课，用带有西南官话音调的普通话把每一课都讲得生动有趣，深受学员欢迎，其教学经验曾印成小册子在各地推广。虽然工作平淡，也没怎么出人头地，但他的心里还是相当庆幸。像他这样的人能为新政权接纳和信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合法的位置安身立命，甚至在年年评选先进工作者时榜上有名，就算很不错了。他原先在旧军队和旧政府里的同僚，有的在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就被判刑，那个原长沙市市长甚至被枪毙，直到韩父死后多年的20世纪80年代才平反昭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城墙边上的童年（2）

韩少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叫他“四毛”，是一个淘气顽皮的家伙。韩家坐落在长沙经武路，紧挨着古城墙的内侧，城墙外边就是大片的棚户区，一排排用木板、油毡纸、茅草搭建起来的房子。四毛儿时的伙伴多数是居住在这些房子里，他们的父母或者是踩三轮车的，或者是工厂里的临时工。相对他们而言，韩家的条件显然要优越许多。韩家有当时较为罕见的阳台和门廊，有独立的前庭后院，可以种些瓜豆，养些鸡鸭。生活条件上的差别并不影响孩子们之间的往来，实际上，韩家成了孩子们聚集的地方，像一个鸽子笼，四毛还是这一带的孩子王，经常出一些歪点子让大家玩开心。中午，大人瞌睡的时候，他就带着伙伴们到处乱窜，探索一些陌生的地域，甚至做一些冒险的游戏，直到傍晚带着流血的伤口回到家里，接受母亲的一顿斥骂。有一次，他带一帮子人到郊外“打游击”，并准备在野外过夜，让家长们慌乱了一整个夜晚，直到天快亮时才找到他们，把他们一顿好骂。学校老师也赶来严加训斥。

但父亲对一切显得相当宽容。在韩少功的印象中，父亲个头中等，体态偏胖，话语不多，性格温和，与严厉的母亲相比算是一位慈父，脸上常常挂着一丝笑意。带着军旅生涯的遗习，他特别重视孩子的身体锻炼，要求他们天天晨跑，带着他们游泳，把他们赶下乡去劳动——如果学校不组织这样的劳动，他就自己带着他们去。在他看来，艰苦劳动是每一个人成才的基础课。

应当说，韩少功充分享受了天真无邪的童年乐趣，身为小学生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游泳、打乒乓球、骑自行车以及理发，以至于他记得起的一件最为伤心的事情竟然是两只蜗牛的死亡。下雨的日子，他和伙伴们就兴奋起来，他们一伙人便到阴僻的墙根或灌木林子里逮蜗牛。这时，那些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仿佛已经灭绝的生物一下子全都活了过来，从旋壳里伸出长长的脖子来觅食。这些不长眼睛又爬得极慢的东西，很容易成为孩子们的俘虏。四毛他们把抓来的蜗牛放在饱经战火、布满弹孔的长沙城墙上比赛，看谁的蜗牛跑得快。比赛中胜出的两只蜗牛被他放在厨房的水缸里饲养，每天从外面回来，四毛都要蹲在水缸边静静地看它们慢慢地爬行，进入一种忘乎所以的状态，仿佛自己就是那蜗牛。那天回来，他怎么也找不到两只心爱的蜗牛。原来是水缸里的水位太浅，母亲舀水时把可怜的蜗牛也舀到锅里，并把它们煮熟了。看着蜗牛的尸体，这个母亲怎么也打不哭的孩子竟止不住眼里的泪水。他从来都没有哭得这么惨。

1959年，韩少功刚上乐古道巷小学读书，就赶上了50年代末那场吞没千万条人命的大饥荒。据统计，全国有三四千万的人因饥荒而死去。有的人在路上恍恍惚惚地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饥荒的普遍性和迫切性把人的存在还原为胃的功能，把种种道德理念变得虚妄，对人性进行逼供。在《我家养鸡》等文章里，韩少功记下了这样的细节：

很多人饿出水肿病，胖胖的肉没有色彩，父亲便是如此，他走起路来显得有些困难。街上乞丐三五成群，并且出现了抢劫。我曾亲眼见到一个小抢劫犯呼地抢去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手中的热馒头，那人揪住他大哭大喊大打，硬要用水果刀杀了他，但他还是缩着脑袋把馒头吞下去再说。

得了水肿的父亲尽管气喘吁吁，经常头晕眼花，一坐下去就怎么也站不起来，还是把单位上照顾他的一点黄豆、白面，全都分给孩子们吃。做妻子的看不过去，给他买了一个牛肉罐头，他却说留得过节时大家一起吃才香。结果等不到过节，罐头就被小偷拿走了，这让妻子愤怒无比。

为了给大家补充营养，韩母到乡下去，带回四只鸡。这些生性活泼的物种成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