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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时我在学生管理中心值班，小兵在学校食堂上班。学生管理中心规定家属不能来，小兵每次来看我都要选日子，而且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有人发现。小兵说，正经合法夫妻搞得像偷情一样。我也实在厌倦了那种偷偷摸摸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我和小兵都渴望一种家的感觉。于是，二零零二年四月，我们在“厂北路”附近租了一间房子。

这是一间如小兵说的还不如农村的“牛圈”的小屋。盖的是石棉瓦，没有窗户、阴暗潮湿。小屋的面积也就八平方米左右，放下一张床之后，就没有什么位置了。小兵说，出门在外，能够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已经不错了。我想想也是。再说，这间小屋月租不到一百元，而比这稍微好一点的房子月租一般都是二百元左右，我们根本没有承受能力，不是吗？另外，我们看中这间小屋的是：在一楼，好放自行车，还有一道大铁门，很安全。

房东姓黄，我们习惯地称呼“黄老板”。黄老板五十岁左右，看起来一幅老实巴交、很忠厚的样子。老板娘，也就是我们称呼的“周姐”，正经的说她才是房东，因为她就在这里土生土长，黄老板不过是一个招上门的客。周姐比黄老板小十几岁，身材矮小，看起来像个小孩子一样。据说，周姐没有上过学，甚至不会算数，所以，诸如收水费、电费、清洁费、房租这样的事都是黄老板全权负责。不过，黄老板常开玩笑地说：“我收到的钱都是要上交的！你们周姐才是老板，我是给她打工的。”黄老板和周姐还有一个读初中的乖巧可爱的儿子。说起来黄老板一家也是农民，不过因为在成都，自然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不是吗？据说，黄老板有十几间出租房，每个月的房租就上千元。

也许因为小兵也姓“黄”，黄老板常和小兵称兄道弟，很是亲热。对我这个“弟妹”，黄老板也是“妹妹”长，“妹妹”短地叫。再加上如黄老板说的我们两口子很耿直，不管是收房租、水费、电费还是所谓的清洁费，我们都很爽快，从来不计较什么，更不会耍赖不交。黄老板对我们和其它的房客似乎有点区别，那就是很少提交钱的事情，更不会上门追问。我们通常都是发了工资一起交清所有的费用。因为我们发工资的日子不定，所以，有时候交钱早，有时候交钱晚。有一次我动了手术，经济上很紧张，我们几乎拖了一个月的房租。我们感觉很不安，黄老板却说：“人生在世，谁没有个难处？妹妹好好养病，等病好了再说。”让人感觉很有人情味。

租房子有一段时间我和小兵都在食堂上班，早上出去，晚上才回来，一天三顿在食堂吃，根本没有用什么电。后来，我换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孩子也到成都上幼儿园了，我们偶尔自己做饭，用电量也高了。黄老板也不是嫌我们用电量高，用电量高怕什么，又不要他出一分钱！黄老板只是忌讳我们用电炒锅，怕瓦数太大，烧坏“保险”。我倒没有什么。如果黄老板实在担心，我们用气就是了。小兵一直喜欢电，自觉对电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多少懂一点的，自然就有些不以为然：有问题没问题难道我不知道？再说，我们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电炒锅不用，要另外去买气？所以我们还是一直用电炒锅。黄老板虽然心里有个结，但看看没有出什么问题，也不再说什么。

我们的关系还是相对和谐。黄老板夫妻，特别是黄老板，似乎特别喜欢我们的孩子，只要孩子到他们家，他们就要千方百计地找点东西给孩子吃。在路上看到孩子，黄老板也非要花钱给孩子买点东西才肯罢休。有一次我和孩子在菜市场碰到黄老板，黄老板很热情地递上一块特意买给他儿子的蛋糕。谁知道孩子正赌气，一甩手把蛋糕丢了，黄老板没有说什么，我尴尬得很。星期六、星期天，黄老板也喜欢带孩子到他家玩。也许因为到黄老板家有好吃的，孩子也非常乐意去。

后来，整个出租房的用电量大了，总闸老是“跳”。每次黄老板来，我们总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有时候黄老板不直接问我们是不是在炒菜，而是站在我们门口东张西望，搞得我心里很是不＇炫＇舒＇书＇服＇网＇。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有一天晚上小兵不在，我和孩子已经睡下了，黄老板居然很生气地来敲我们的门：“怎么搞的？又‘跳闸’了！”我也没好气地说：“我怎么知道？我们已经睡下了！黄老板，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好欺负，一有什么问题就找我们？”小兵回来之后，我跟他说起，他也很生气。当我赌气地说：“如果有合适的房子，我真想马上搬走！”小兵却平静地说：“问题是到哪里去找适合我们的房子？当然，比这房子好的多的是，但房租又适合我们吗？算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