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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企图拥戴孙立人为“台湾元首”，孙被控为兵变后台，因此而遭长期软禁。接着为防不测，蒋介石把美国政府欣赏的另一位人物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驱逐出台湾。华盛顿对蒋介石所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表面上以容忍的姿态未加可否，但暗地里“倒蒋”的活动并未停止。

毛泽东从祖国统一大义着眼，迅速抓住这一时机，向台湾当局发起和平攻势。5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郑重而明确的宣告：“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进入以武力方式为主、以和平争取工作为辅的新阶段。

世界各大报纸以显目的通栏标题，报道“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

6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尼西亚记者时再次表示：“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国际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集团的问题则是内政问题，决不能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此为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中国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愿意和美国谈判，欢迎其他关心此事的国家出来斡旋。中美间没有战争，不存在停火的问题，更不能以停火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有限的军事行动（9）

无疑这些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去了。

英国驻华代办纪维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分别专程访华，英国、印度愿意充当中美间的调停人。尽管台湾当局多次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中美会谈，美国通过英国与北京商定，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代表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

中美两国开始大使级谈判，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没有政治接触的局面，为中国部分调整对外政策，宣传祖国统一方针提供了合适的背景。

与此同时，在全国人大第一届二次会议上重申对的立场：“大陆与台湾之间是内政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的过程中，不乏和平解放的先例，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商谈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稍后不久，周恩来再次呼吁，“希望台湾当局在其认为适当时机派代表到北京或其他地点，同我们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步骤和条件。”

尽管蒋介石在台北声称：“以打击对打击，台湾绝不与中共谈判，对任何方式的和谈都坚决拒绝。”但台湾的股市由于北京对台湾政策的改变由暴跌猛然回升了！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1）

1956年春，中共中央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建国后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呼吁。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激动不已。他在北平谈判破裂后，留下来参与新政协工作，新中国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这位与国共双方决策人物都能说上话的老人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新一轮国共谈判。毛泽东、周恩来为尽早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倡导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在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湖南沅陵人，章士钊也是湖南人，是同乡。抗战时期，许孝炎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党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抗战胜利后，章士钊去上海，许孝炎在南京当立法委员，后又到天津任《民国时报》董事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去了台湾。他们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