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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门廊，进过他的房间。我开始向我所认识或见到的所有人推荐《似是而非》，有一周，我们跟格兰姆斯一起出发开始他所说的〃周日游访〃。每到周日，他都要挨家挨户地去走访，向圣约翰斯的市民们宣传社会主义，这成了他的习惯。

菲尔丁和我一声不吭地站在他的两旁，活像两个社会主义的学徒。在每一户人家的门前，他先是介绍我俩，然后才背诵他的演说，大多都是直接从约翰·M．沃克的书中搬来的词语。他站在台阶上，镇定自若、通情达理地解释时下的经济体制应当如何推翻，另一种将如何建立。可有什么办法让这一切发生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选举。〃格兰姆斯说，〃如果必要，通过革命。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就好。祝您愉快，再见。〃

他的行为举止和他演说的内容极不相称，我想人们肯定听不懂他究竟在宣扬什么。很难把他与沃克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者的形象吻合在一起。菲尔丁说：〃要是依赖手持长矛的格兰姆斯，任何革命都将会遥遥无期。〃

码头（8）

此话不假。他是我见过的最无激情、最无朝气、最毕恭毕敬的社会主义者。他的革命不会推翻谁，不会难为谁，更不用说剥夺谁的权利了。我怀疑有没有人知道这项伟大的事业在纽芬兰居然还有这样一个追随者。议会是他的辩论台，在那里，他本应挑战其他经济体系的卫士们，然而却长篇大论，大讲提供更多工作、修筑更好道路的必要性。

注意，我外衣褴褛，帽子破旧，戴着一副角质架的眼镜，与约翰·M．沃克所谓的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者相比好不了哪儿去。有一阵子，乔治·格兰姆斯和他的两个后青春期的助手，乔·斯莫尔伍德和希拉·菲尔丁，我们仨成了一大景观。有一张我们那时的照片，站在码头边，身后站立的那群我们试图使之组成工会的码头工人正咧着嘴在笑，不易激动的格兰姆斯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穿斜纹软呢大衣，双手背在身后，摆出一副政治家的姿势，我站在他的一边，鹰钩鼻子，猫头鹰的眼睛，活像一个戴着眼镜的稻草人，菲尔丁极不相称地站在他的另一边，面带微笑，一只眼睛半睁半闭，仿佛她正对着照相机在眨眼。

我们成功地在当地组建了几个工会，从属于格兰姆斯加入的几个国际工会组织，但最终我们之间还是出现了分歧。一天，我告诉格兰姆斯，我不像他那样满足于为一场自己一辈子也没法看到的革命奠定基础。〃我们的那一天会来到的。〃格兰姆斯说道，口气活像一个传教士在安慰自己的教徒，许诺在某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来世当中，一切都会圆满的。如果当时我知道马克思的理论，我会提醒他不要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宗教。

〃等那一天到来时，你难道不希望自己还在吗？〃我问，〃你难道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现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了。〃他回答。

〃像你这样做事，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说。格兰姆斯带着一种不满足似的爱怜看着我，仿佛我只不过是对他失去了耐心，一个个离他而去的众多门徒中新近的一个，仿佛他早就知道这个结局必然会出现。他向我伸出手，笑着说：〃我们得求同存异。〃我觉得有些原则生死攸关，比友谊或礼貌更重要，因此我把手依旧插在口袋里，拒绝同他握手言和。我侧转过身，快速地眨巴着眼睛，泪水快要夺眶而出。格兰姆斯以为我说的话也代表菲尔丁的想法，于是也向她伸出手，她握了他的手。

〃我们会再见，再面谈一次的。〃他说，似乎是在告诉我，一旦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之后，就不应当让这一次的拒绝握手成为阻止我与他联系的障碍。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该去的地方是码头，而不是挨家挨户地去游说。

沿码头排开的是鱼商们的仓库，捕来的鳕鱼被运上岸，腌制、晾干后就储藏在里面，然后堆进货船的船舱，运往英格兰，在那儿，每个人以十倍于纽芬兰人的速度大吃特吃这些鳕鱼。驳船上的起重机成天地转来转去，装卸着一捆捆如房屋一般大小的腌制鳕鱼。把鱼浸泡在盐水中，直到每一丝纤维都浸饱了盐分，数年后也不会腐烂。500年来，保存鲜鱼的技术始终就没改变。

离海边几百英尺的地方，到处都是铺在地上晾晒的咸鱼。在城市当中，在信号山脚下，有一座名叫巴特里的渔村，满地都是黄黄的鳕鱼，那里的岩石坚硬异常，想搭个棚的话，地上连洞都很难打。鳕鱼被晾在后院的岩石上，晾在海边搭起的晒鱼架上，像是原始人举行葬礼时搭起的架子，鳕鱼被剖成两半，用盐水浸泡，然后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