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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
关于第一条,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如果大家留心看好莱坞的电影,会发现导演一般不敢
轻易把黑人塑造成反面形象。事实上,无论是“费城故事”里的黑人律师,“肖申克的救赎”
里面的黑人狱友,或者“谈判者”中的黑人警察,黑人总是代表着一个勇敢、正义、智慧的形
象――从这个小细节,也可以看出,好莱坞导演们在塑造黑人形象时的谨小慎微――谁也不
愿象
Lott 一样跳进黄河洗不清。
911 之前,好莱坞电影中还有很多中东恐怖分子的形
象,
911 之后,由于穆斯林问题的日益敏感,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也基本从好莱坞电影中
消失了――不能丑化穆斯林的形象,也成了“政治正确”的一个部分。
“不能冒犯女性”这一条,最记忆犹新的例子,就是哈佛前校长
summers 栽的跟头了。在
今年一月的某次会议上,
summers 宣称,女性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少,可能是因为男
女在“内在智能”上的不同。此言一出,群情激愤。哈佛大学女教师委员会写信给他说:“你
的行为让哈佛大学蒙羞”。一些校友则宣称,如果
summers 不公开道歉,他们将停止给
哈佛的捐款。事后虽然
summers 一再道歉,最后也不得不因为这根导火线而辞职。
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者政见持有者这一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过去这
50 年对
“麦卡锡主义”不断的检讨和反思。虽然麦卡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程度与规模,和“斯
大林主义”政权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历史相比,只能说是小小巫见大大巫,美国社会对
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当年所受的迫害,那个耿耿于怀,简直到了祥林嫂的地步。去年奥斯卡热
片之一,《晚安,好运》,是这种耿耿于怀的又一次发作。相比之下,某些社会对残酷、惨
烈得多的政治迫害的遗忘速度,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美国版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概而言之,无非就是一条,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它可以说是美
国
60 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结晶。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一个女性,一个无神论
者――就差同性恋这一条了,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自由、安全、有尊严地生存,不能不说
是得益于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化。换在
100 年前,我有可能面临种族、宗教、性别的三重
歧视。当然,这些歧视目前仍然存在,但是
“政治正确”的文化基本确保了在公共场合,我不
会因为自己的性别、种族、信仰而受到公然的羞辱。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美国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活在无形的言论审查机
制之中。人们私下里关起门来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一到正式场合,就只能使用一种四平八稳
的“正确语言”,以至于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语汇。比如,聋子不能叫聋子,得叫“听力受
损的人”,比如凡是用到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不能仅仅用“他”,得说“他或者她”。所以后
来有人对政治正确进行恶搞,说要不
“家庭主妇”也不用叫家庭主妇了,叫“居家工程师”,“胖
子”也不叫胖子了,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战的人”,“穷人”改叫“经济上还没有准备好的人”,“骗
子”改叫“创造性运用事实的人
”云云云云。有很多人,尤其是保守团体以及极端自由主义团
体,谴责“政治正确”的文化侵蚀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甚至有极端保守派认为,政治正确的文
化,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社会的变革方面走到山穷水尽之后,试图从文化上腐蚀一个
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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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人抱怨,“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了问题,只是回避了问题。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