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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鉴于王石同志参加党校学习,撤销其展销中心经理职务,任命欣大同为展销中心经理。我没有再回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新任命的老总也没有露头。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国营”与“公众”的转变(3)
这件事情让精明的王石似乎预感到了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性。也许正是这种预感,才让不久之后的王石对股份制改革有了那份衷情。
第三件事的发生更能让人对王石小中见大了。
王石曾说,他不是不喜欢钱,也不是不需要钱,他的志趣不在如何为个人挣大钱。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财富观,王石才会拒收他在特发公司饲料组时,正大康地按行业通行惯例支付给他的一笔俑金。即使这样,王石在后来的日子里依然不得不为此类莫须有而伤神。用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尽管我洁身自好,但却不能阻止某些人的想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这样拼命挣钱,不为财又为了什么呢?你显然是装像,钱全藏到香港去了。”
下面就是王石自己的一段记述:
一天,我被通知到深圳市纪委开会。走进会议室,里面只有两位纪检委的处长。
处长甲开门见山:“有关你的举报信,详细列举了你在香港的存款数和购置的房产,还不止一处。”
“王石同志,”处长乙接上话茬,“叫你‘同志’说明还是把你当自己人。但如果不能自己把问题说清楚,是不是同志就很难说了。”
“说我有多少存款、买了几套房子?”
“这就要你讲了,”处长甲扬扬手中的一摞材料,“你说和我说的性质是有差别的。”
“既然接到了检举信,就直接揭发吧。”
处长乙:“在香港买房子有存款不一定就有问题,比如说根据《管理条例》,没经市政府批准,不允许国营公司到香港投资置业,但是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公司以你私人名义在香港买房子、存一些现金是可以理解的。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产生抵触和对抗的想法。”
“告诉我有多少我的存款吧。”我显得有些不耐烦。
“不少哪,二十几万。”
“只二十几万,”我实在忍不住了,“请你们转告写举报信的人,再举报王石的话最好在存款的尾数增加两个‘0’。为了区区20万,犯得上吗?你们告诉他,我王石是棵摇钱树,一晃树枝,就哗哗地往下掉钱,犯不上偷偷摸摸干犯法的勾当。”
两个处长哪遇到过这样张扬的嫌疑人,没有再追问,算是结束了谈话。
这次约谈实在令人无法释怀。为什么总有一批人不干活,用着4分钱邮票告黑状,可我却和同事们一起没夜没日地干,这世界怎么这样?
2006年,王石在自己的书中,如此表述了当时的独特心情:“改革,是一场社会大变革,各种观念、各种习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进行较量……既然是改革者,势必站在风口浪尖上。一名改革高手就得骑着马飞驰向前,不能被来自于暗处的利箭射中。而改革者也必须自己站得正,立得直。如果不幸被人弄倒了,十之*是由于改革者的不坚定或者种种纰漏。”
显然,王石已经把自己融入了时代改革的大潮之中。也许正是这种融入,才给了王石大雪无痕的勇者心态,并直接催生了中国首批上市公司中的一个佼佼者。
3.一定要冲出铁笼子
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制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一直在等待某种机会的王石,凭借自己的机敏,做出了自己创业人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决定:主动向股改办递交了公司股改的申请。很显然,王石认为自己主导一个企业,并不再走他过去老路的时候到了。
“国营”与“公众”的转变(4)
当时的万科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市属的四级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缺乏自主权,无论是在人事任命、财务决策等方面都受制于人。虽然企业越来越壮实,但王石却越来越有某种隐忧。他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新兴企业,领导人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因为他是由组织部、人事部任免的,随时可以更换,而且往往是非经济因素。在国营企业中人事危机是非常明显的。一心想自己当家做主的王石开始琢磨,怎样冲出眼前这个曾经庇护过自己、现在却又紧紧束缚自己的铁笼子?
后来,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一段谈话颇能说明他那时的心境。
王石说,早在1986年深圳政府就下达红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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