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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好，并不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敌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是不相干。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

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稀奇古怪，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

鲁迅不否认吃西瓜与爱国有关系，但他认为吃西瓜有吃西瓜的生理、心理学的规律，那就是“口渴，要吃，味道好”，这样吃进去就容易被消化、吸收。可见吃西瓜纯是出于一种生理的需要，也是一种口腹之享。至于吃西瓜与抗敌救国，虽不能说风马牛不相及，至少也是终隔一层，吃西瓜时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而愈是不想，愈不意识到这种关系和联系，愈不懂得吃西瓜的目的性，吃西瓜的效果便愈好，因而吃西瓜的目的就愈能达到——“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不同”。可见抗敌救国这个政治目的，只能通过吃西瓜本身的规律，间接地达到。如果不这样，不承认吃西瓜本身有什么规律，而简单地让抗敌救国直接干涉、参与和作用于吃西瓜的过程，那就会事与愿违，势必“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这时候连抗敌救国本身也不存在了。我们还可以吃饭为喻。谁都知道，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为了吃饭。但具体到吃饭的时候，谁会注意到吃饭的目的呢？人们在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注意和考虑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起作用的只能是食欲和馋欲，这便是吃饭的规律。詹姆士说得十分直截了当：“当人吃饭的时候，一万万人中没有一个会想到它的有用。他所以要吃是因为食物的味儿好，使他吃了还要吃，假如你问他为什么还要再吃像这样滋味的东西，他不会尊重你是一个哲学家，而要笑你是个傻瓜，那香味的感觉和此感觉所唤起的动作之间的连结对于他是绝对的、自然而然的。那是最完备的一种先天的连结，它本身就是证明用不着旁的证明。”《疯狂心理》英文版第133页。心理学家证明，对于行动的强烈欲望“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知道这类行动的最终目的、目标和后果。就连所谓‘生物组织需要的动机’也是如此。我们因为感到饿而吃东西，不是因为得到营养而可以生存”。《心理学纲要》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下册第360页。这些说法是实事求是的，是没人能够否认的。所以吃饭虽是活着的手段，但在真正吃饭时，它却由手段转化为目的了。岂止吃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总体上愈是目的明确，愈是有意识的，那么完成总体过程中的个别成分就愈是无目的，愈会无意识地进行，就连活着也是如此，人不是首先必须弄清楚为什么活着才活下去的，人活着常常是不自知的，人并不时时考虑生活的目的，然而人仍然会长久地活下去的。这叫为生活而生活。为生活而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这同样适用于创作。创作是有社会目的的，但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创作本身却成了目的，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较好地达到社会目的。格罗塞早就提出这样的观点：“人们致力于艺术活动最初只是自己直接的审美价值，而它们所以在历史上被保存下来和发展开去，却主要地因为具有间接的社会价值。”他所说的审美价值即艺术本身的价值，也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意思。他接着发挥说：“我们的确有权利要求艺术去致力于社会功效的方面——就是，在道德方面的，因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的职能，而每个社会的职能都应该效力于社会组织的维系和发达，但是我们倘使要求艺术成为道德的，或者正确一点说，成为道德化的，那我们就不对了，因为我们的那种要求等于使艺术不成其为艺术，艺术只有致力于艺术的利益的时候，才是艺术最致力于社会利益的时候。”《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40页。厨川白村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才能尽到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曾说：“有人说文艺是有目的的，此乃文艺发生后必然的事实，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这两种派别大家都知道是很显著地争执着。其实这不过是艺术的本身与效果上的问题，如一棵大树，就树的本身来说并非为人们要造器具而生长的，但我们可以用来制造一切适用的器物。”《文艺论集》第88—89页。就是鲁迅自己也是这样主张的。他在谈木刻的一封信中强调指出：“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致李桦》1935年6月16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以最明确的语言这样写道：“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