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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阻挡地正在走向胜利。为了协调盟国之间的作战计划，尽快战胜德日法西斯，并商讨战后的有关问题，同盟国于1943年10月至11月，接连召开了莫斯科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就开辟第二战场和盟国联合对日本作战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和《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等有关重要文件。这些对进一步联合盟国的力量，彻底打败法西斯，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敌后战场军民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战斗中，经历了1937～1940年的上升阶段，1941～1942年的下降阶段，1943年起的再上升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第一阶段是伸开的手掌，第二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第三阶段的拳头，是经过积蓄力量发展壮大并在艰苦战斗中锻炼出来的，是向敌反攻的强有力的拳头。而日本侵略军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以近90％的陆军和近1/3的海军与中国决战，未能实现战略目的。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以主要兵力对付占领区的游击战争，但又未能阻挡住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

1941～1942年，日军几乎倾全力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然而，除使抗日根据地军队、人口和面积有所缩小外，恢复和巩固占领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为打开中国战场僵局而冒险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又使它腹背受敌，兵力更加分散。以全力与中国一个对手的决斗，已使它精疲力竭，进退维谷。现在却分兵于太平洋战场、东南亚印缅战场和中国战场三个方面作战，必然要陷入全面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中国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正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折的有利形势下展开的。敌后战场军民在自己力量恢复壮大的基础上，针对日军相当兵力调住太平洋和南方战场，日军占领区兵力相对减弱，而且久战疲惫，战斗力不断下降的情况，由华北晋冀鲁豫地区发起的卫（河）南、林（县）南攻势作战开始，发展到1944年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军民，普遍向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

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发起更为猛烈的春季和夏季攻势，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广泛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出击。解放区战场经过近2年的局部反攻，歼灭日伪军48万余人，收复城市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200余万人，将日伪军进一步压缩于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附近。

中国正面战场在日军为摆脱战略被动而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由于战略指导失误，作战方针消极，第一线兵力薄弱，战备松弛，又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招致了豫湘桂作战的严重失败，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引起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和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但由于中国抗战的重心——解放区战场的强大攻势作战锐不可挡，日军孤注一掷的冒险挣扎，不但未能改变整个被动局面，相反使它在中国的战略态势急剧恶化。与此同时，正面战场在1944年进行了滇西反攻，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冬开始了缅北的反攻。东西两线配合打通了中印公路，给日本缅甸方面军第18、第56师等部以歼灭性打击，使日军的印缅战线开始崩溃。

1945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临近最后胜利。5月8日，法西斯德国签字投降，欧洲战争宣告结束，盟军作战重心东移集中对付法西斯日本。

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解放区军民从各方面准备大反攻，要求人民武装力量实行由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正规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向一切被日伪军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进攻。随后，中共中央又指示各解放区迅速集中大部兵力，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形成超地方性的野战兵团，并加强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这就为迎接大反攻作好了思想、组织和军事上的准备。在日本拒绝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的《波茨坦公告》，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后，中国解放区不受外国的无理干涉和蒋介石的阻挠，按照延安总部的命令，以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在数千万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从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向拒降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大反攻，共歼日伪军39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取得了重大胜利，使敌后军民坚持长期艰苦抗战的成果得到巩固。中国解放区战场的大反攻与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和美军对日本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