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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抗日的基地，积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进一步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进一步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与国民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进一步就两党合作进行谈判。

继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莫斯科与国民党中央代表邓文仪进行初步会谈后，在国内，国共双方也开始了接触。

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方面由宋子文主持，指示曾养甫、湛小岑等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进行谈判。在此后数次谈判中，双方就所提条件展开激烈的争论，没有结果。

国共之间的接触，还通过上海方面的国共两党代表同时进行。1936年1月，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与上海中共组织代表张子华等接触，转达了南京政府希望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要求。2月间，张子华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央报告了上述情况。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的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9月1日，又给陈立夫、陈果夫复信：“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以后，中共中央派周小舟多次去南京同曾养甫会谈合作问题。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派特使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张闻天、毛浮东、彭德怀致博古电，1936年3月4日。＇

董健吾于3月5日带着中共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国共之间长达一年的初步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对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吞并整个中国的步伐，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工农红军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争取早日对日作战，开始加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一、红一方面军的东征

1935年10月，红1方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建立起来。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迅速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推动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已成为开展全国抗日局面的关键。

当时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还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苏区周围都有国民党军的包围：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2个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

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关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即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必须“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