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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蚁，以安体魄，言人人殊，各挟小术以欺世射利，而置先人遗体悬搁不葬，于心忍乎？

信中提到的大伯，是李鸿章的大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而从信的内容来看，李鸿章虽然说自己不太信风水的，但对于墓地的位置和土质，看得出来，他还是比较在乎的。在李鸿章给李瀚章的家信中，李鸿章还写道：“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从李鸿章的态度来看，能够与包拯墓相毗邻，是李鸿章最开心的一件事了。这也说明，李鸿章至少内心深处是以他的前辈同乡为榜样的，也愿意像包拯一样青史留名。至于自己最后的结局，那实在是李鸿章所无法预料的。人生，就是这样地无法左右。

现在，在被称为合肥大兴集的地方，正是合肥钢铁厂的所在地。而它的周边，已与现代化的合肥市连为一体了。当年墓地一带的神龟模样的地势，已完全没了踪影。1958年，在全国一片大炼钢铁的口号声中，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李鸿章的遗骸也被人从墓地里挖出。据说，当年的李鸿章棺柩被打开的时候，这位晚清重臣全身裹着黄袍马褂，尸骨未腐，面色安详，栩栩如生。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李鸿章的尸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陪伴他游街，并且同时粉身碎骨的，是他的夫人赵小莲。

现在的李鸿章享堂是2004年才落成的，除了一些老碑石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新做的“古董”。漫步在李鸿章享堂的院落里，高高的围墙外，全是钢铁厂的高炉和车间。这样的情景真是命运的安排，当年一直倡导并且亲历亲为大办洋务炼钢铁的李鸿章，死后安睡在这样的地方，真可谓是冥冥之中的幽默。

值得一提的，在李鸿章死后两个月内，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又说，“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从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剖析来看，这把手术刀可以说是刀刀犀利，准确异常。可以说，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了解，对中国一些痼症的了解，也到了非常透彻的程度。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经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这样写道：“在全世界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政府中，似乎没有比世袭君主制更容易遭人讥笑的了。父亲死后，整个国家便像一群羊一样，遗传给了对人类以及对他自己还全然一无所知、处于襁褓之中的儿子，而这时最英勇的军人和最明智的政治家，全得放弃他们对帝国的自然权利，来到皇子的摇篮之前双膝跪下，严肃地声称将对他绝对效忠。”李鸿章所面临的情况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正是如此，这样的环境和传统当然可以将一个英才平庸化，将人的创造力毁于无形，处于这样的机制中的所有人，都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英才。因为他在更多的程度上无力施展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无力改变历史。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2）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鸿章的悲剧当然是他所处的体制与时代所造成的。可以说，这样的体制和时代根本无力支撑起蓬勃向上的力量，支撑不了健康的人心和思想，因为它本身是那样的孱弱、神经过敏、色厉内荏。李鸿章之所以遭受到最后的悲剧命运，从根本上来说，是李鸿章缺少可以依靠和支撑的根本力量——清政府不足以依靠，清国腐朽的制度不足以依靠，庞大而呆板的官僚阶层不足以依靠，孱弱的中国文化不足以依靠，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国民的力量同样不足以依靠。从习惯上来说，我们的文化一直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和反省。应该说，李鸿章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失败，是国民性的失败，而不是个人的失败。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昏庸或腐败，它的失败，应当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起承担。当政者当然是要承担责任的，但作为整个国家基础的国民，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也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中国政治向来是一种“保险丝”式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显赫，但实际上，却如保险丝一样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清国国民面对以近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本身并不足以担负起抵抗和自强的重任，这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

一个确切的问题是——李鸿章对于中国文化看得透彻吗？或许李鸿章对中国文化应该是很了解的，因为他本身浸淫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气味异常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