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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在这个关头，宋江可以有三个抉择：一个是不顾情面，公事公办，立即逮捕晁盖，这种做法能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但却会损坏他在江湖上的声誉，落一个“卖友求荣”的骂名；第二种选择是明哲保身，听之任之，不参与其事，也不采取别的行动，官面上说得过去，江湖上也不会谴责他；第三种选择就是通风报信，把晁盖给放走，这可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他几乎没做过多考虑就作出了抉择，一方面把何涛稳住在茶馆里，一方面“担着血海似的干系”，打马报信去了。可见此人看江湖义气比国家法律要重。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江湖上人”而不是“公门中人”。

吴越评70回本水浒传　第十七回（8）

等他通风报信回来，更是不慌不忙。知县看了文书，“大惊，对宋江道：‘这是太师府遣干办来立等要回话的勾当！这一干贼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来，那六人便有下落。’”这样说，不但又给晁盖腾出了处置家财的时间，还让知县觉得宋江办事周到。宋江的处置，带有很强的职业特点。他是个管文书档案的押司，养成他随机应变，处事周全的能力，也培养了他喜欢玩弄权术的手段。

在皇权社会里，真正“忠于皇上”的人不是没有，但是多数人在国家利益（或曰君王利益）、社会利益（或曰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友人利益发生冲突，必须选择的时候，连以“忠义”出名的宋江，也是首先考虑“哥儿们弟兄”这个“义”字，而不考虑“君臣如父子”这个“忠”字的。

关于宋江的“忠义”，看来只是施耐庵企图强加给读者的一种概念。连金圣叹这位评《水浒》的专家，也大不以为然。他在这一回书的评语中，就认为宋江私放晁盖，是一件大大不忠的行为：

此回始入宋江传也。宋江，盗魁也。盗魁，则其罪浮于群盗一等。然而从来人之读《水浒》者，每每过许宋江忠义，如欲旦暮遇之。此岂其人性喜与贼为徒？

殆亦读其文而不能通其义，有之耳。自吾观之，宋江之罪之浮于群盗也，吟反诗为小，而放晁盖为大。何则？放晁盖而倡聚群丑，祸连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此入本传之始，而初无一事可书，为首便书私放晁盖。然则宋江通天之罪，作者真不能为之讳也。

岂惟不讳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曰：府尹叫进后堂，则机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则机密之至也；三更奔到白家，则机密之至也；五更赶回城里，则机密之至也；包了白胜头脸，则机密之至也；老婆监收女牢，则机密之至也；何涛亲领公文，则机密之至也；就带虞候做眼，则机密之至也；众人都藏店里，则机密之至也；何涛不肯轻说，则机密之至也。凡费若干文字，写出无数机密，而皆所以深著宋江私放晁盖之罪。盖此书之宁恕群盗，而不恕宋江，其立法之严有如此者。世人读《水浒》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义目之，真不知马之几足者也。

写朱仝、雷横二人，各自要放晁盖，而为朱仝巧，雷横拙，朱仝快，雷横迟，便见雷横处处让过朱仝一着。然殊不知朱仝未入黑影之先，又先有宋江早已做过人情，则是朱仝又让过宋江一着也。强手之中，更有强手，真是写得妙绝。

李生曰：“梁山泊贼首，当以何涛、宋江为魁，朱仝、雷横次之。一边问个走漏消息，一边问个故放贼犯，想他四人亦自甘心。

又曰：“从来捉贼做贼，捕盗做盗，的的不差。若要真正除得盗贼，只须除了捕快为第一义。”

李贽评：何清闲里觑着贼踪，精细极矣。若何涛则语以泄败者也。

又评：公明，吏也；朱仝，差役也。救危拯急，何等心肠！岂尔时承行钱、承牌钱，尚未有此例与？

王望如曰：智多星计取生辰纲，偷天换日，而不能逃何清之窥伺者，一则赌场认得晁保正，一则行路认得白日鼠，一则郓城时县令行保甲之法，注明客商何处来，何处去，如日记然，可按籍而呼也。朱仝、雷横，皆争放晁盖者。横要打后门，仝赚横打前门；仝做得人情，横做不得人情。故圣叹曰：朱仝巧、 、雷横拙。

又曰：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朱仝横仝、雷横争放晁盖，而独责公明者，以赚何涛荼坊等候，纵快马报当东溪，缓县官暮夜拿捉，计最巧，又最先耳。客曰：公明私放，以为权术可，以为仁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