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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行货仓，以免有炸弹混入，害得我又一通忙活。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整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到我要在巴格达呆上三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象其它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传单：“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五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去做血液检查。”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橹木丸吾和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之，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们还在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趁机对我说：“我们被软禁了（we　are　controlled）。”我朝他挤了一下右眼：“互相帮助（help　each　other　）。”

我终于获准暂住分社。巴格达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使馆的小客厅却温暖如春。大使老郑是我北大东语系校友，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字辈。”

呼吸着冰凉的夜风，我想起二次世界大战一位日本海军将领的诗句：“战未毕，雨季之郁闷天空，犹在头上。”

四、并非天方夜谭

我怎么也想不到真有不许拍照的城市。曾常驻巴格达的刘顺、陆建鑫给我讲张郇的传真机被扣在萨达姆国际机场，他本人在街头拍照被没收相机的故事时，我曾将其归结为“天方夜谭”。四年来，我徒步走过长城、在秦岭抓过熊猫、上世界屋脊探过险、洪水、大火、地震……连轰动一时被警方严密警戒的“长城情死”、“被劫民航返回北京”等独家都弄过的人，会有什么“不可能”、“不好办”的事。可与巴格达通了一次长途后，我傻了半天，驻巴格达的李大伟说：“几年来，你在北京碰到的最大危险顶多一百八，而这里至少三百六。”

飞到安曼，新华社驻约旦首席记者符卫建给我讲了他在巴格达因为拍照，被安全人员抓住，器材被没收的经历，劝诫我在大战爆发前夕，更不可鲁莽行事。经与总社林老板电话磋商，决定把我的宝贝传真机暂存在约旦。我脖子上挂着快门轻得不能再轻的莱卡M4进了巴格达。

头一天，巴格达分社李大伟就对我进行形势教育。在这里干活得守规矩，否则极易出事。比如美联的萨拉哈和路透的马蒙就被吊销了护照；七个月前绞死了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英国记者巴佐夫特；还有一名不守规矩的苏联记者死于车祸；好抢独家的意大利记者……，最后是李大伟自己，他因与英美记者过往较密被巴格达“提示过”。巴格达首席朱少华又插进来一个笑话，说是半年前他与李大伟商量每星期五早上五点起床去钓鱼，可耽心早上起不来。待到星期五早上五点，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却无人讲话。以后接连几个星期五的早上五点，电话铃都响，李大伟称之为带耳朵的友谊的小闹钟，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汗。老朱看我脸发青、眼发直，忙说不是绝对不可以拍，只要找个新闻官员陪着就行，新闻官员会指点你拍什么、告诉你怎么拍的。

圣诞之夜。我在拉希德饭店伊拉克新闻部的办公桌旁拍穿黑袍的阿拉伯妇女在萨达姆画像前歌舞升平、购买圣诞礼物。我的陪同满意地看我工作。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挤到我旁边，用低沉的英语命令我：“听着，我不许你拍我的姐妹在那个人画像下欢笑。”我莫名其妙，表示了歉意。回到分社，我请教老朱，他说我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当晚所有教堂在晚九点都关闭了。

次日，我奉命到美国使馆前拍“万名妇女儿童抗议美帝。”几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萨达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纸牌蹒跚而行。一位紧靠在我左边的白人记者边拍边问我是哪天来的，我俩肩并肩地跟着人群大喊口号“打倒布什。”事后才知道，这老兄竟是美联社的多米尼克。

四年抢新闻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培尔·金特》中的真理：“当狼群在外边嗥叫时，最保险的是跟着一起嗥。”

顺着萨东大街往回走，看着两侧空空如也的玻璃橱窗，我胆子大将起来。我用右手捏着装了35毫米广角的莱卡，漫不经心往前走，估计差不多就按一下，从不敢把相机端到眼前。拐过两条街，一个穿灰制服的警察叫住我，用比我还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