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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县监狱里一样。多年的官场生涯里，他除了工作关系上的熟人以外并没有遇到一个能真正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在电话里听见李东光熟悉的嗓音，　他生出一种想家的感觉，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其它。

那天放下电话后，他在宽大的办公室里竟感到有些迷失了，不再像一个遇事理智而果断的省委书记。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又回到了乔县中学的那间简陋的教师宿舍，和李东光痛快地争论起各种问题，包括他现在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和各种观念上的阻力。然后他们又一起到运河边去散步，看往来的帆船，听船夫悠悠的号子，任湿凉的河风阵阵拂面。他终于舒心地笑起来。自从离开了乔县中学后他还没有这样笑过。醒来后，他开着床头灯躺了很久，疑惑地感到自己似乎把什么重要的东西遗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不过第二天紧张的工作日程很快就让他忘了那个梦。

当齐天卓已是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时，他生了几次大病，期间是靠家里的保姆照料的。在生活上明显需要一个人的情况下，他接受了别人的撮合，与省委的一个女翻译结了婚，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时间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似乎可以就这样走到他们各自生命的尽头。

2003年冬天的一个凌晨，齐天卓接到一个电话，是天水坞村的村民李重打来的。对方说他是李东光的表哥，然后说他六十二岁的表弟得了肺癌，已是晚期，现住在乔县医院。他最后说李东光是在上一次清醒时，指着自己电话本上齐天卓的名字示意让他打这个电话的。

齐天卓挂了电话后楞了好一阵，似乎无法确定这个才听到的消息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甚至开始怀疑那个电话只是梦里的事实。他从来不知道朋友有病的事，甚至就在两个月前他们通电话互致新年问候时，李东光也没有提到过自己的病。齐天卓立刻拨通了秘书的电话。清晨5点半，他乘飞机再换汽车赶到了朋友所在的乔县医院。

当齐天卓终于见到病床上脸色灰白、身体瘦弱得已经变小了的李东光时，一种陌生的绝望感控制了他。他有些失控地对医生叫喊，要求把李东光马上转到北京最好的医院去救治。李东光的主治医生平静地对他说，你可以这样做，不过已经太晚了。医生还说，李东光已经发病半年多，现在病情已到晚期，情况很不乐观。

在朋友临终前的那些天里，齐天卓一直坐在他的病床边，再没有松开过握住他的手。这是他几十年里第一次真正把工作放下，允许自己的头脑去想工作以外的事。只有到了那时，看着已经不能说话，也不能睁眼的李东光，他才忽然明白，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人原来依旧是他一生中唯一能称为朋友的朋友。他进而明白，发生在两个人类成员之间的那奇妙难言、近乎宗教感情般的神圣的相互接受和理解，原本是一个人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高馈赠。无数人终其一生都不曾有过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相知相遇，他们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多是被敷衍、不理解、敌视或者误解维系着。

他把李东光柔弱无力的手放在自己的两只手中，封紧，似乎想在最后时刻把自己生命的能量输进朋友正在逝去的生命中去。与朋友的手的接触带来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震撼，他也清楚地感觉到朋友的手在自己的手中悸动了一下。

看着朋友那张像在恬息般的脸，他感到体内有什么坚固了几十年的东西开始摇动了，他作为一个政府高官一贯持有的理性和自信开始了自身的解体过程。曾经让他感到恐惧的一切，都在朋友那张平静的脸上被否定和摧毁了。在经历着内心的剧烈无声的崩溃中，他终于明白，多年来他用从政去否定的东西不但依旧活着，而且当初打败自己的恐惧现在已经要被他彻底征服了。他意识到自己似乎被什么说不清的东西欺骗了，是与人类对自己感情的恐惧有关的什么东西欺骗了几乎一生。

李重在齐天卓离开县医院时给了他一个信封。上面写着自己名字的毛笔字迹虽已有些歪斜，但仍能辨出是朋友熟悉的字迹。他找了个僻静处把信读了。

天卓，我的朋友：

你读这封信时我大概无法和你说什么了。生命真的很短促，这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我这一生里值得记忆的人和事似乎不少，其实也不多。其中称得上是刻骨铭心的经历只有一次；那就是与你的相识。你给了我一个人生命中可能从另一人那里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并让我享用了一生。谢谢你；　天卓，我真的很知足，没有遗憾。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懂得并体验了真情实感的人；这从来都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特权，在现在的生活里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