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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监考了，认为那帮人多舒服啊，居高临下，走来走去。现在监考别人了，才知道监考比考试还累，走来走去是因为闲得没事儿干，又不让坐着。考试的时候，考生很充实，注意力都在卷子上，而监考，就太空虚了，注意力只能在考生上，可多数考生都低着头，映入眼帘的只有三种图像：一片黑中有一道竖条白缝，一片黑中有一道横条白缝，除了一片黑什么都没有。第一种是梳分头的，第二种是有刘海的，第三种是寸头和不梳头的。从我所在的考场看，还没发现低头的时候是一片白的，因为高中不让剃光头，而这个岁数的人也没到谢顶的时候。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有人交卷了。我在前面收，看了几份卷子。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生，用四首诗编了一个故事，文笔也好，估计能进复试。很多试卷有个通病：把？诗又3了一遍。这就多余了，3？不会，老师要看的是你的分析。还有一些卷子，废话太多，比如：今天我有幸拜读了诗仙李白的《春思》，这是一首上等的佳作？？然后把语文课上背的李白生平洋洋洒洒写在上面——可今天是写作考试，不是常识考试。

和答题纸一起交上来的还有草稿纸。我觉得草稿纸更能如实反映一个学生的思路和考试状态。如果答题纸是外衣，示人，那么草稿纸就是内衣，保持着身体的真实温度和气味。我在很多草稿纸上看到考生写的提纲，还逐层展开，很像中学时候的课堂笔记。其中一张草稿纸上写着：

32

× 16

————

192

＋　32

————

512

答题纸是一行32个字的稿纸。题目要求写两千字左右。

上午三个小时的监考结束后，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我并不适合做这项工作。我的心态还没有从被监考扭转到监考，所以，这三个小时我过得并不舒服。

中午小憩了片刻，一点钟看了会儿大盘，一点半又去监考导演系的初试。

考场是装100个考生的阶梯教室，这回男生比例显著上升，且面相偏老，听说有1975年出生的。

题目是《文艺和社会常识》，100道选择题，考一个半小时。

要求里明明写着单选，还有人问有没有多选。这人以后拍片子不穿帮才怪。

有一个考生，问我“龚古尔文学奖”的第一个字念什么，并以自己是台湾的考生作为我应该告诉他的理由。我心说，台湾怎么了，台湾也不能搞特殊化，便没告诉他。

因为题目太多，只记住了几个，现在说两个。一个是关于《图雅的婚事》得金熊奖的，一个是推测王朔岁数的。为什么说这两个，因为如果看过我最近的几篇博客，这两分就会轻易到手。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多看我的博客对考试有益。哈哈。

回来后，听监考表演系的同学说，今天他们考的是朗诵，有个男生惟妙惟肖地模仿了黄健翔：意大利万岁！

全场爆笑。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买书（1）

路过地坛，知道里面有书市，没忍住，还是进去了。除了见着美女走不动道，我现在比一般的男人还多一毛病，见着书也迈不开腿。

小时候我并不爱看书，觉得弹球、拍洋？儿、任天堂这些东西比拿本书在家看有意思多了。当时我并不是没有阅读条件，我老姑就是开书店的，我净帮她看摊儿了，还老替同学借书看，除非某本书他们看完了说有点儿黄，我才会让他们·到相应段落认真拜读。一般情况下我很少主动看书，只在同学与图书之间起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房屋中介，但不收中介费。看摊儿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沉迷于收钱的那种喜悦中，每卖出一本书，都有莫大的成就感，该感与销售额成正比，五块钱能让我高兴半天。那时候《读者》还叫《读者文摘》，九毛八一本，《北京晚报》不是五分就是一毛一份，上面几乎见不到广告。现在回想起来，我大学应该上？管专业，打小就爱？济往来。当时老姑肯让我看摊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币还没有出现，那时候市场倍儿健康，没有坑蒙拐？，现在老姑的孩子也到了我当时的年龄了，每次交学费，老师都让在一百块钱上写上名字。老姑现在不卖书了，要不然让她孩子看摊儿的话，肯定得准备个验钞机。

可能是因为守着书店，所以我对看书这事儿才不是特着急，觉得反正是自己家的书，早晚都能看。我的同学则不然，他们珍惜每一次看书的机会，头天借给他们的书，第二天一早就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