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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了大便宜（丢了越南，开放云南），招来骂声一片，险些丢官罢职。如果从战略角度讲，在实力不如对方的情况下，暂时牺牲局部利益争取时间赶上对方，是一个可行却又无奈的选择，可是，在这个时代，有多少人会理解并同意这一点呢？

不管国人怎么评价，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应该是太不容易了，老头子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在撬动这个庞大笨重的朝廷向前行进，他所面对的，是一艘支离破碎满目疮痍的腐朽航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突然暴风雨来了，很多人吓得脸色苍白，争先恐后逃进船舱躲避，李鸿章和一群人却坚守在船头，抵抗着扑面而来的暴风雨，当风雨终于过去，船体也受了一定的损伤，躲进船舱的人们又都跑出来，指责李鸿章们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以至于让船受了损伤，是“卖国贼”，“丧权辱国”！

如果让人知道，这次的中国自制战列舰计划，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争取来的，那么，他和李鸿章会不会被国人一并骂成卖国贼呢？

想到这里，他的心中有一丝凉意。

他仔细地想了一下，给李鸿章回了信，在信中，他对老头子的苦心表示深刻理解，但也希望能够将不利影响达到最小，按他的考虑，中国和法国的这次“秘密结盟”最好以“秘密军事协定”的形式达成，不对外公开，广州湾可以成为法国海军在远东的补给站，但不是租界地性质的军事基地，可供法舰停泊，但不能驻兵，如果法国同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爆发战事，中国可以提供广州湾给法国作为后勤基地，并可以暗中给予军事支持，同样，中国如果遭到日本和俄国甚至是英美的海上威胁，法国远东舰队也有暗中支援中国的义务。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件，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势力，以英国最为强大，长江一带都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法国目前的势力在印度支那半岛，手刚刚伸到了云南，和英国还差得很远，中国目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和俄国，法国海军的实力当时仅次于英国海军，适当的利用法国的力量牵制英国一下，让中国能够有时间积蓄足够的力量抵挡身边的俄国和日本，甚至是美国的威胁（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应该是个还算可行的选择。

再次派专人给李鸿章送信后，他的思路又回到眼前的造船工作上来。

造船不是一件嘴上说说就能办成的事，这项工作需要很多其它方面的配合，造船的钢材就是一个问题，还有设备，法国人到底能够提供多少帮助现在还说不准，据他了解，法国目前只有1890年下水的“若雷吉贝里”级战列舰在纸面上可以和“君权”级一拼（实际动手肯定不成），他手头虽然有很多详细的“君权”数据，但有些关键的细节问题不是他这个半吊子军迷能够解决的，还得有专家和可供参考的样本才行。

不过，因为中国的造船工业一开始就师从法国，在设备标准和口径上倒不存在什么问题（各国造船厂的设备标准和口径都不相同，德国造船厂的设备拿到英国也许只能当废铁来卖，一战结束时英国把德国的造船设备都拍卖了也是因为这个），这也算是一个有利的地方吧。

而其它的这一切，只能慢慢来了。

可他现在的时间，够让他把中国版“君权”顺利生下来吗？

他这边在等李鸿章的消息，那边“北洋船政局”的筹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了。

裴荫森老爷子是典型的实干家，在得到了孙纲的授权后，他立刻把自己的好多门生故旧都招到了旅顺来，和北洋现有的人员一起，开始制订计划，购地建厂，在他的指挥下，一切工作井井有条地开展起来。

孙纲建立“北洋船政局”的计划已经上报朝廷了，光绪皇帝迟迟没有批复，孙纲有些担心是不是翁师傅那里又出什么问题了，听到他的担忧，马玥命令北洋军情处的人立刻行动，和京城的人员取得联系，打探消息，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他忙活“北洋船政局”的同时，马玥已经决定让北洋军情处分别招募人手，在京城建立情报网，随时监控朝廷的动向，由于没有无线电，电报又不安全，她只能郁闷地以信鸽代替，倒是孙纲安慰她说她想的很周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队还大量使用信鸽呢，才让她释然。倒是朝鲜和日本的情报开展工作快得让他吃惊，原来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和日本以及朝鲜又恢复了正常贸易，为了方便贸易往来，双方都互相设置了许多商站，马玥借机一边和日本人做生意，一边把军情处的人安插进去，用她的话说，一边赚钱一边搞情报，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