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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3）

郑思成部被解决之后，商、周等部北返石家庄待命。此时，直吴、奉张已开始对国民军采取行动。于是出关晋军除以杨爱源部返防太原外，其余各部再由石家庄北上，到保定收编魏益三的国民军第4军（魏部不久前新被冯玉祥收编，列入国民4军序列）。商、周两部抵达保定后，魏益三即闻讯请降。阎锡山对魏部归附，表示欢迎，遂授予“正义军”之名义，仍由魏益三任军长，继续驻守石家庄。至此，晋军由石家庄而顺德，再由石家庄而保定，为吴佩孚北上攻冯先行开道，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商震、周玳收编魏部后，稍事休整，即奉阎命，撤兵返省，回师太原。

尽管阎锡山以抓孔庚为借口，多方掩饰晋军出兵之真实意图。然而，既已与国民军兵戎相见，即成骑虎之势，正面开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晋军回防后，不日，吴佩孚即率部开到保定。在此之前，阎锡山与直、奉议定的作战计划是：直军和奉军分别由京汉、京奉两路进军，直攻京津；晋军则从大同一带进攻察绥的国民军，从外线对国民军形成大包围态势。

吴佩孚进驻保定时，奉张已于此前，压迫国民军在4月中旬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和西北地区。吴恐奉张独掌*，遂一面再整旗鼓，准备继续进军；一面“根据‘关内之事，张不过问’之原约，要求张作霖让渡*。……奉张因直系内部出了问题，才增加军队，并参加了北京政府。现在吴佩孚刚刚统一军权，就要让他放弃北京，实在不合情理，好在国民一军尚在（吴佩孚击败了在河南的国民二军；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在京浦线上打败了国民三军——作者），否则直军岂不又要打奉军吗？所以张作霖决定留冯以制吴，不再进攻南口了。”国民军“见此情形，遂改变战略，以刘汝明驻守南口，集中主力攻打雁门关，想乘机占领山西。”

1926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后，张之江任国民军全军总司令，鹿钟麟任东路军总司令，宋哲元任西路军总司令，石敬亭任后方总司令，驻平地泉。这时国民军各军共约20万人。国民军东路军主要在南口和多伦两地与奉、直军队作战；国民军西路军主要在晋北13县与阎锡山的军队作战。

由于预料到国民军进攻山西当在雁北大同，约在4月，阎锡山即开始陈兵大同一带。在此期间，他在第二次直奉战后扩军的基础上，又临时扩编两师——第3师，师长王嗣昌；第4师，师长谢濂。谢濂奉命带丰玉玺旅和部分炮兵到大同布防。王嗣昌师则驻在阳高。孔繁蔚师带领李德懋旅向德胜口杀虎口一带前进。杨爱源旅从石家庄回太原后，也被派到大同去增援。可是国民一军在察绥一带驻有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兵力相当雄厚，相形之下山西在大同的防务比较单薄，所以阎又把商震和周玳从石家庄调回。商、周一回到太原，阎锡山就发表商震为前敌总指挥，孔繁蔚指挥左翼，王嗣昌指挥右翼，周玳率炮兵配合作战。当时晋军的部署情况是：商震任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大同正面，由谢濂负责，主要部队有第4师谢濂部、第6旅杨爱源部、第7旅高冠南部及周玳炮兵部；大同左翼，由孔繁蔚负责，主要部队有第3旅第6团荣鸿儒部、骑兵第2团孙祥麟部及冯鹏翥的迫击炮兵；大同右翼，由王嗣昌负责，主要部队有王嗣昌的第3师、第5旅丰玉玺部及温玉如的炮兵部。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4）

待部署停当，阎锡山又命谢濂“将天镇得胜口铁道拆去数里”，“防敌夹击”。 此时，由于直吴、奉张、直鲁联军与晋军的联合行动，国民一军已处于包围圈中。“国民军为了先击破山西，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乃以宋哲元部从杀虎口、得胜口数路分进，合围大同。”　国民军攻晋的具体时间是5月18日，总兵力约达8万人之众。

进攻大同的国民军，由西路军总指挥宋哲元亲自率领，所部包括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拟第一步先下大同，恢复京绥线交通，第二步会师桑乾河左岸，肃清雁门关以北的晋军，以稳固战线。

由于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战斗十分激烈。国民军6路来攻，占了战略上之主动权——第6军韩复榘部由得胜口入晋，先发制人，一举占据孤山高地和要冲镇川堡；旋又攻下大同车站，打通了京绥路，直逼大同城下。第5军石友三部由杀虎口入晋，先后攻取左云、右玉。第4军方振武部由得胜口以北入晋，依原定部署夺得阳高、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