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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至太原再为卷土重来之计。不意甫抵省城，而咨议局梁善济邀集一般私人，准备欢迎新抚。署府局面，全行改换。逼我出城，刻不容缓。其时锡山手无一兵，欲争不得，又恐清兵逼城，生灵涂炭，乃偕二三同志，狼狈北奔，此又致败之一因也。山西大局从兹败坏。推原其咎，何敢怨人，每一念及，痛不欲生，获罪国民，何颜相对！山川阻深，邮电隔绝，满腔心血，无可告语。惟以共和未成，徒死无益，乃与副都督分投南北，相约太原以南副都督任之，太原以北锡山任之。由是赴雁门，临保德，集合朔方各军共计八千余人，由府谷渡河，取道归绥，并约秦蜀两军同践旧约，会师北伐，自为秦晋蜀北伐先锋队司令官，期与南方北伐队互为声援。幸而大军齐至，包头、萨拉齐之清兵，望风自溃。归绥行将欲下，突有南来侦兵传到代表伍翁真、蒸两电，殊属进退维谷。进则恐违临时政府之命，退则恐遭太原议和之故辙，加以太原咨议局纯系梁善济之私人，不足为全晋人民之代表，一误再误。山西一隅不足惜，其如*之大局何？用特不揣冒昧，遣员赴忻，电恳仍认本军政府前派到〔之〕刘绵训、李素、刘懋赏三人为山西国民会议代表。所有太原咨议局及所派代表，全晋人民决不公认。锡山所当遵谨〔谨遵〕电示，不日返旆太原，用待后命。倘蒙不弃，尚祈时赐针砭。晋军大都督阎锡山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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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还乡视事　忻州受阻（1）

正当阎锡山率军北上转战绥包之时，革命党人与清廷的议和也初见端倪。

武昌起义，清政府为反扑，派军占领汉口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由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建议双方停战议和。当时，同盟会和革命军方面低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巨大力量，也未看出北洋军的虚弱本质和受到打击后已经残破不全的状况，误认为袁世凯拥有优势兵力，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势力非常强大，恐怕打下去会遭到失败，于是妥协思想占了上风，错误地把袁世凯这个野心家认为是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力量，甘愿推他为共和国大总统，以换取革命的早日胜利。袁世凯则看准时机，利用议和，以倡言君主立宪向革命党讨价还价，以革命党要求共和立宪逼清帝退位，从而实现他的个人目的，篡夺*革命的胜利果实。因此，当英国公使出面调停时，双方都表示愿意停战议和。

1911年12月7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9日，11省革命军政府代表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与唐进行谈判。会址定在上海。

在议和会议正式开会之前，双方同意先行停战。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深知山西处于京畿的肘腋之间，将来不管是维持清皇室的统治，还是由他执政，让同盟会员在山西建立革命政权，都是他的心腹之患，因此提出民军不包括秦、晋及北方起义各军在内，意在借停战之机灭除心腹之患，特别是山西民军。革命军方面因急于停战，黎元洪于12月9日宣布的停战条件第三条便是“因秦、晋、蜀三省电报不通，恐难及时停战，是以所有以上停战条件，与该三省无涉，惟停战期内，两军于该三省，各不增加兵力或军火。”　黎元洪的这种妥协给山西人民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不利。袁世凯和曹锟等人利用这一点，立即向山西方面增加兵力和军火，并于12月12日攻陷娘子关，迫使山西民军分兵南北，撤出太原。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进而将北方革命军统称之为土匪，意在借剿匪之名，消灭山西民军。1911年12月17日，革命军代表伍廷芳复电袁世凯，严正指出：

现时东西南北，皆民军足迹所至，与土匪决不相混。土匪二字，清廷以诬我民军久矣。武昌起义，清谕即以土匪相斥。今尊电概称北方土匪，一如前此清谕指斥武昌起义之词，此民军所不肯受者也。即如山西民军，尊处屡派员调和，此次攻袭娘子关，于停战期内而不停战，意若置诸土匪之列。其为诬罔，岂复待言！”

虽然如此，袁、曹之流仍然不顾革命军代表的严正警告，命令第3镇卢永祥协继续进攻山西。在陕西，清军亦向革命军继续进攻。

为此，豫晋秦陇四省协会代表会见伍廷芳，请其要求清代表唐绍仪转达袁世凯，命令秦、晋两处清军立即停战。1911年12月18日，袁世凯复电伍廷芳，又谎称电讯不通，准伍廷芳用袁的名义通知各地清将，在休战期内不得开仗。当天下午，举行了南北议和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伍廷芳提出，湖北、山西、陕西等地均应一律停战，清军不得进攻；必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