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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个子比她矮的女孩正站在那里洗东西。

机不可失！我走过去，说请让我洗洗手。她们两个侧身把水盆端在一旁，并没有看我。我边洗手边很随意地问，你们是不是也住在这里？那矮个女孩冲我点点头，但是不吭声。我继续找一些话题。那“女中专生”突然拿眼睛扫了扫我，然后露出一副很警觉的样子。

她的表情有些异样。我担心她是否认出了我，因为上午在汉口中山公园门前我曾找她说过话。我正想该怎么进一步和她们接触，那“女中专生”已经拿起水盆顾自走开了。

我问那矮个女孩，你们是不是在一起的？那女孩终于开口了，露出一口四川方言，说你这个人好奇怪，问那么多问题干什么？然后她又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一个流浪汉，今天刚到武汉，就住在这家旅社的一楼。又问她，武汉哪个地方容易讨钱？我说我是一个在地上写字讨钱的乞丐，说着还拿出一张照片，那是本书的摄影作者李宇新为我拍的一张在商场门前的地上写字的照片，没想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那张照片终于打消了矮个女孩的疑虑。她把照片看了半天，说，原来你也是个讨饭的！我顺势问，你是做什么的？她说和你差不多。然后再也问不出别的什么了。

矮个女孩告诉我她住的房间，并爽快地说晚上有空可以来玩。晚饭后，约8点钟，我找到那女孩所说的房间敲了敲门，门开了，是一个双人间的小客房，里面只有矮个女孩。我说你们不是有两个人吗？她说另一个出去了，只有她在。

同是天涯沦落人，那女孩说话自然放开了许多。她说她叫姚小红，是四川人，今年17岁。另外一个女孩真名叫刘丽，和她是一个村的，比她大两岁。她们都是初中毕业，本来闲散在家，后来听说同村有几个和她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在城里假装学生乞讨，每月都给家里寄回不少钱，于是她们也效仿结伙来到武汉，用同样的手段骗钱。

我问她用这种办法一天可以搞多少钱？姚小红说，她们来汉还不到一个月，此前曾跑过成都、重庆、长沙等地，起先这种办法很灵验，1个月下来能讨两三千元钱，后来干这个的越来越多，另外报纸也都在揭露她们，现在讨的钱少多了，每天平均下来只能讨二三十元钱，除去吃、住的费用，落不了多少钱。

姚小红说运气很重要，有时碰到有钱的好心人，一给就是100元，她说在成都就碰到一个人，一下给了她300元。“可惜这样的人太少！”姚小红说。

据姚小红讲，她们乞讨时所用的“学生证”、住店时需要出示的“身份证”都是花钱找人做的。“办假证的到处都有，不光在武汉，重庆、成都也到处都是，花30块钱就可以办一个，方便得很！”

我问，父母知道你们在外面做这个吗？姚小红点点头，说隔一段时间她们就会把钱寄回家，放在身上也不安全。我说你们这是骗人，不道德，手脚好好的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呢？姚小红反问我：你手脚不也好好的，你为什么不去找事做？

晚上离开姚小红房间的时候，我始终没见到刘丽回来。第二天，当我起床再到她们房间去时，里面已经没有人了。我想，也许她们正胸挂纸牌、跪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用一双还很稚嫩的手，接受着人们复杂的目光和同情的施舍。

4、高中毕业的“乞丐”：赵奎刚

赵奎刚是我流浪的日子里所认识的学历最高的“乞丐”——高中毕业。当然，他也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乞丐，和四川妹子姚小红、刘丽一样，他是假扮“身世贫寒”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看到赵奎刚是一天下午4时许，在武昌洪山商场前的人行道上。他也是那种典型的“学生乞丐”打扮，穿一身学生运动服，背着一个黄色的有些破旧的书包。惟一不同的是，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他是一个“山区的贫困家庭”的学生，“今年9月份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家庭无力承担“每年4000多元的学杂费”，“学校保留他一年的学籍，等筹集够了学费后再去复学”，无奈，他只好“跪坐街头，乞求好心人的资助”。

赵奎刚的确长着一副学生的样子，文文静静的透着一股书卷气。和其他“学生乞丐”对别人的盘问缄默其口不同，过路行人问什么，他都彬彬有理地回答。譬如问他：“你考上的是北京哪所名牌大学？”他会很礼貌地告诉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今年刚考上。”还会补充一句：“我是2002级的新生，不信你可以打电话到学校去问。”

他一脸诚实的样子，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