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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给予的。身为任何一个单位的从业人员、一分子，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是维持这个单位的正常运转，一切个人的极端想法都会和单位的整体运行机制相悖。说白一点，报社的管理规定不允许一名记者长期脱岗，去从事某项单一的社会体验或新闻采访，他们更看重的是一名记者每天能搜罗回来不同内容的新闻信息，充实业已半商品化的每天的报纸版面。所以，在思考、犹疑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后，我选择了离开《楚天都市报》——这家能带给我荣誉感、给我丰厚薪酬、效益和发展势头都不错的新闻媒体，而投身那更能震颤我内心、长期以来充盈我整个躯壳的乞丐梦想！

这里我要提到两个人，也就是这本书的另外两位著者：高汉明和李宇新，他们曾是我在报社工作期间的两位铁杆通讯员。高汉明是武汉另一家报纸媒体的编辑记者，李宇新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摄影师。他们在我离开单位、变成一个流浪汉的日子里，一直陪伴着我。其中高汉明受我的影响，2002年10月29日也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和我一起深入乞丐群体，体验那种露宿街头、食风品雨的浪者况味。李宇新则在他工作的闲暇之际，拿着他的专业照相机，跟随我们，记录下40多天来我们所遭遇的乞丐百相。

第二章　黄鹤楼下的柳州“花脸”

1、15元的“乞丐服”

——“我的脸？被蚊子咬的，后来用洗衣粉洗，一洗就发炎了，留下这些疙疙瘩瘩。”

——他明明流着泪想家，可电话打到家乡，回家的机会摆在眼前，他却令人费解地把它放掉了。

——这个柳州的36岁的男青年，还会这样地在外面漂流多久？

15元的“乞丐服”

2002年10月23日，一个有着阳光的午后，从记者变成自由人的我来到武汉中南商业大楼前的人流中。

我的流浪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我知道，这样的天气对小曹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出行日。他一定会在武昌最繁华的中南商业大楼附近，惬意地徜徉街头，看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群，观摩商场前为顾客准备的各种免费促销表演，然后等待中午餐馆消费高峰的到来——捡食客们吃剩留在桌上的饭菜，或是捡商店、公司门前被员工丢弃的盒饭。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在这样的繁华地段，很容易找到属于他的美食。

午后时分，果然，在中南路行人匆促的人流中，我找到了目标。他正拎一个捡垃圾用的蛇皮袋，一瘸一拐向前走着。猛然抬头看到我，他露出了一口灰脸衬托下的白色、欣喜的牙。

“记者，你来了！”他从不当面喊我的姓，只叫我“记者”。

我和小曹并排坐在中南商业大楼前的人行阶梯上。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从今天起，我们在一起生活一个月，可能更长。你愿意吗？”

小曹的脸滑过一丝喜悦，“是不是你们报社又派你来采访我？我是不是又可以见报了？”

“是的。”我干脆将错就错，“报社这次派我来和你一起住，和你一起过流浪的日子。不光采访你，还要采访你周围的那些朋友。”

“那太好了！”小曹想了想又问，“晚上也和我住在一起吗？不会像我一样睡马路吧？”

“我跟着你，你睡哪儿我就睡哪儿。”

下午2时许，我和小曹来到附近的公交车站，夹杂在人群中翘首等待着521路公交车的到来。按照小曹的提议，做乞丐必须得有个乞丐的样儿，而我西装革履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得换一身“行头”。小曹建议我到武昌中华路码头附近的旧衣市场去买一件旧衣服。“那里的衣服便宜，几块钱一件，虽然不是新的，但穿起来一样暖和，很多民工都是到那里买的衣服。”

52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便是中华路。那是一辆新式公交车，车身采用流线型设计，车的内饰和座位都比较豪华。2002年下半年，武汉市公交大“换脸”，一批旧式公交车被淘汰，521等线路纷纷换成“子弹头”和现代化的公交车，它们在城市中穿梭，成为都市里的一道风景。坐在公交车上的小曹有些异常，很拘束的样子，不敢抬头看周围或站或坐的乘客，我甚至看到他额头有津津汗渍。“这车好高级！”小曹偷偷地小声对我说，“我还从来没有坐过这样高级的车。”“你在武汉没坐过公交车吗？”我问。“没有。不敢坐。”小曹小声地说。一种酸酸的味道突然涌向我的鼻腔。我没想到，和普通市民日日打交道的再普通不过的代步公交车，在小曹眼里居然也成为一种奢侈品和敬畏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