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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觉实在。这两个活人因充耳塞听而被固定在一个逝去的时间上，岁月的推移把他们拉得异常单薄。在《亚伯拉罕神父》中，过去的踪迹表现在瓦砾废墟和当地的谜语传说中，并不沉重地压在活人心头。斯诺普斯一家没有可回忆的往事，没有家族的历史感，干劲十足地扩张势力范围。萨托里斯一家则相反，背着沉重的回忆，人数越来越少，负担越来越重。故事跨越四代人的时间，开始时还有三代的代表人物健在：老上校的妹妹维吉尼亚·萨托里斯·杜普雷属于第一代；老上校的儿子老巴亚尔属于第二代；曾孙巴亚尔属于第四代，唯独没有第三代、没有父母这一代。巴亚尔生于1893 年，1901

年失怙。唯一的同胞手足孪生兄弟约翰死于第一次大战期间。他陷入了宿命论和愧疚感，不甘心却又摆脱不了，只好在小说的睡意朦胧的气氛中撞来撞去，念念不忘孪生兄弟的戏剧性死亡，影射并实质上重复老上校的弟弟、即第一个巴亚尔在南北战争中的死亡。失去双亲的巴亚尔感到被人遗弃，困于回忆而不能自拔，生活在一个太空虚太封闭的世界中，觉得自己必将重蹈兄弟的覆辙。结果果然如此。从而体现出自绝于今天、死抱住过去的危险。

和《军饷》一样，《坟墓里的旗帜》写一个战后生还的年轻人无法适应生活；但又不一样，突出福克纳早就感到的第一次大战和南北战争的相似。

在南北战争中，一个叫约翰的兄弟活了下来，巴亚尔死去；两人的姐妹维吉尼亚活了下未，她的丈夫去世。约翰和维吉尼亚敬重甚至赞美死去的亲人勇敢无畏。

战争结束后，维吉尼亚徒步穿过南方去营建新的生活，约翰则回家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修造铁路。在他们讲的故事中，听得出他们向往光荣地死去，但在他们的行动中，只看到他们对生的执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叫巴亚尔的活了下来，另一个叫约翰的死去。生者父母双亡，感到怅惘和烦躁。不论玩马、玩汽车或者飞机，速度是他的镇痛剂，危险是他的爱好。

他企图制服烈马时摔伤，开汽车时造成祖父的死亡，开一架明知其不安全的飞机时，自己坠死。

萨托里斯一家的故事，特别是巴亚尔的生与死的高潮，占《坟墓里的旗帜》的篇幅最大。另外有一根主线——两个孤儿霍拉斯和娜西莎·本博。福克纳一方面把娜西莎和珍妮姑姑对照，一方面把霍拉斯和巴亚尔对照，从而大大扩展了他的小说。

珍妮姑姑既讨厌又喜欢萨托里斯家男人的粗野愚蠢，娜西莎则鄙视和害怕；她想过：“除非世上没有男人，否则她永远不得太平。”然而，他的一生围绕那些叫她受不了的生物而转。她同兄弟、一个毫无男子气概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接受拜伦·斯诺普斯的匿名情书，藏起来读了又读，后来嫁给巴亚尔，一个她既厌恶又迷恋的男人。小说结束时，她以全部精力挽救儿子，以免干出男人常犯的荒唐事来。

娜西莎对巴亚尔是个有保留的妻子，对兄弟霍拉斯却是全心全意的姐妹，对儿子是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在巴亚尔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类型的浪漫主义者，至少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人物，是阿诺德（2）　笔下飘游的“疯子”的20 世纪后裔。归家的退伍军人霍拉斯·本博则是又一种类型的浪漫主义者。福克纳采用先前几个人物，包括埃尔默·霍奇的素材，把霍拉斯写成既是骑士、情人，又是吹毛求疵的唯美主义者。霍拉斯彼称为“诗人”，从事的艺术全部是替代和净化。巴亚尔在战争中驾驶战斗机，回家时带着对亡弟的怀念；霍拉斯在青年会管食堂，回家时带了一套吹玻璃工具，独力制造了一只“几乎尽善尽美的晶莹的琥珀花瓶”，“一直放在床头柜上”，用姐妹的名字呼唤它，称它为“你这个未受糟蹋的静的新娘”。

如果说在道生·费尔柴尔德说的“每晚抱着《十日谈》上床的阳萎不举的男人”

身上看到替代，在霍拉斯的创作中看到净化，那么霍拉斯的那句话让我们窥见福克纳在替代和净化二者之间体会到的联系。福克纳写完《坟墓里的旗帜》后不久，便开始另一部小说。后来介绍这部小说和他的生活的关系时用的词，同霍拉斯的花瓶与静为新娘相呼应。不过，写《旗帜》时，作者同巴亚尔和霍拉斯保持一定距离尚不称难，难在把两人的故事串连得令人满意。有时，同一个道理重复了又重复；有时则似乎在同一瞬间向四面八方岔开去。尽管有缺点，它还是不应受到当时的那种冷遇。它到底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比大多数评论家所形容的要精彩百倍。对这部小说最早的攻击出自霍拉斯·利弗赖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