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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好莱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烦心，但是对福克纳的冲击更大的是它们的威力。福克纳不喜欢好莱坞，痛恨战争，但二者都无法推脱。相比之下，文字不但软弱无力，更觉无用。不久，他老是觉得时间就要从指缝间溜光，唯恐自己庸庸碌碌，不留下“任何足迹在这毫无意义的史册上”。多年来，他相信自己只靠孤独、文字和想象的力量便能够驾驭任何经验、战胜任何现实，不论它们多么可怕、多么不可理解。他在有一些作品中强调自己想象世界的现实性，在另一些作品中则把玩这些想象世界的虚构性。但是在两类作品中，在最近的《村子》和《去吧，摩西》中，他已不再为艺术的人为成份而烦恼，反而相信艺术的力量。如今，随着时间和精力的枯竭，他面临又一个转折关头：发现形势“不利于写作”，形势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他的写作，他从此变成一个说教的或者预言的小说家，一个坦陈己见的公民，特别在种族问题和战争问题上。然而，这一变化帮助他获得他所需要的能见度和知名度，也奇怪地利用了两种不同的文学经验，最后写成的作品《寓言》中既有在好莱坞学到的技巧，也反映了早期写诗时的心态。

待他得知亨顿合同的具体要求时，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逃跑。“没完没了的期限，13—13—26—26，后来又有52 周的工作”，他写信给哈罗德·奥柏说。但是，他别无选择，不到一星期便签字，相信华纳兄弟公司的代表詹姆斯·盖勒的许诺：制片厂以后会同他协议一份新合同，允许他“回牛津去工作，高兴多久就多久”。

签合同时，他正住在一家便宜的海伦德旅馆里，正同罗伯特·巴克纳合作写一部关于戴高乐的电影。他给自己的规定很简单：

努力工作、保住职位、改进合同，他要节俭过日子，存些钱来还债。有时，这种刻板的生活使他痛苦，“真是无聊得可怕的生活”。但是他满意地看到债务减少，高兴见到老朋友，尤其是见到梅塔·雷布纳。

1939 年在新奥尔良与福克纳重逢后，梅塔·雷布纳回纽约，希望挽救婚姻。

翌年1　月，和沃尔夫冈迁去加州，再作努力。她在加州恢复原来的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婚姻破裂。福克纳一听说她回纽约，既怀念美好的回忆，又是怨恨。他说他“要换一个女人”“换一只肉痰盂”。只是有过梅塔的绻缱，曾经沧海难为水。后来听说她迁去加州、听说她的婚姻濒临破裂时，写信告诉她说他也可能去好莱坞，后来又写信说，一延再延，终于要动身了。7　月的一天黄昏，梅塔开车回家在公寓门口停下时，只见福克纳“盘膝坐在那里……行李整齐地堆在台阶上”。

自从两人在好莱坞大街步行到莫索弗兰克烧烤店吃饭的时候算起，已有5　年了。

事过境迁，福克纳的年纪和地位也不如前。1937 年时看上去还年轻，每周挣1250

元。1942 年，“他明显地老了”（头发花白，眼神“如警觉的老鹰”），周薪只有300　元。两人不顾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实，试图鸳梦重温，“只当中间没有断过这一阵”；岂知即使在一起，也不如以前，旧梦再也不能重圆。梅塔力图找回所失，建议两人干脆同居。福克纳则为了珍惜以前的回忆，回答她说“那样做，会酿成大错。他们需要去一个没有时间的地方，‘南北战争前那样富丽堂皇的地方’，在那里，彼此看不见对方的缺点”。

他曾经以为有此可能，也试过。但是，尝够了结婚的滋味，他不愿再试，尤其不能在好莱坞这样一个浅薄招摇的环境中试。他们宁可谨慎小心，不能太热火，要像忠实的朋友那样重新恋爱而不破坏早先那段伟大情史的回忆。起先，他们成天在一起，吃吃喝喝、谈情说爱，大多数时候谈过去、谈吉尔、谈梅塔的工作和福克纳的倒霉合同、谈福克纳最近想去当兵的企图、谈他已写的和想写的书。但是，“夜夜如此”以后，两人都不愿长此以往，都需要更多的独立。梅塔的剧本归档工作十分得手，她要保护自己的事业。福克纳喜欢拜访桃乐赛·帕克，喜欢同其他作家在莫索弗兰克烧烤店、森西大街的普雷斯登·斯特奇演员之家或者拉吕消磨夜晚，偶而同霍华德·霍克斯和克拉克·盖博一起打猎钓鱼。有时同路丝·福特一起参加痴迷舞会。路丝·福特是一个年轻的女演员，是他弟弟迪安·福克纳的女同学和女朋友。后来，福克纳要求“升级”做她的情人。但这时还乐于当一个“规规矩矩的朋友”。

他在电影厂里写了一个又一个剧本，大都同战争有关。第一个本子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