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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党

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

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

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

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

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

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

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

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

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

行为。我有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

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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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

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

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

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

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

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

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

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

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

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

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

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

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

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谰言（如加本人以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

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

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

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

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