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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国民党的领导,也不重视政治工作,毛氏唯恐受到国民
党这些影响,因此特别强调红军原有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游击战术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门。但提起对日军打游击,自然就
联想到要建立敌后根据地,不用说毛泽东自然很重视此点。他当时正忙着调动大批“抗大”
学生(多半是从外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分派到红军各部,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
这些知识青年,将来到了抗日前线能够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抗日前线
地方武装,解决军队物质需要,组织民众团体,办理“抗大”分校等等。
当时直接对日作战的有关工作,许许多多亟待进行,毛泽东都因忙不过来,压后办理。
那时我曾当面对毛氏说:我们的军队从前都是惯打内战,对日作战都很外行,我们应当使我
军的指挥员了解日军的情况,特别是对日军打游击应注意的事。毛泽东虽然表示赞成,但一
直未有采取具体步骤切实进行。后来还是周恩来在洛川会议的时候,才组织训练班,研究日
文、日军文告和日军动态等等。
中共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一九三七年霸业二十二日,才有国民党政府军
事委员会正式以命令发表,但早在当年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大致商拟定案了。其要点是
朱德任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指挥。八路军编为三个师,番号是一一五、一二 0、一
二九,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贺龙任一二 0 师师长,刘伯承、徐向前③分任一二九师正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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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和名义,因此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就成了没有经过
任命的黑市委员了。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
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
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托,不是说补给尚未充实,就是说编
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正大规模的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
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
在抗日时期的全盘政策。这个议案决定后,毛氏即电周恩来、秦邦宪等赶回参加。我事先不
知道这个召集扩大会议的决定,毛氏因约为面谈,正式通知我这一决定,并邀我前往参加。
我当时毫不迟疑的答应了,因为我想到,无论如何对抗日总应表示积极,因此应当参加这一
会议。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难九十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
村庄内举行,因称之为洛川会议。洛川当时是陕北边区和国民党地区交接的地方,洛川县县
长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所任命。城内好交通要道上,驻有少数国民党军队,洛川四周乡村则
系八路军重兵屯集之所。这次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是便于八路军的中共将领们参加,和举
行各种军事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二十人,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有
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朱德等重要军政干部。
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
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
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性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
政权,抗战更会增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动员民众,反而多方抑压,也并
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随时可以与日本妥协,调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
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