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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人义》；二、《讨渔税》；三、《铡美案》；四、《四进士》。

这些戏虽然也经过我们多次的演出，可是因为演者与观客都不曾意识地去分析剧中所含的真义与社会的背景，所以那样有力量的、有生命的戏，都不过一时的消遣品，不成一种运动。这趟的演出，都大大地不然了。虽然在旧式舞台想投射新的曙光不是容易的事，还须望观客们及剧艺的研究家热心的援助。

好了，我们的新剧开场了，希望诸先生诸女士严正的批评吧。

（原载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１１　日上海《梨园公报》）

《中国舞台协会公演幕前致词》

在这样国难日益严重的时候，为什么还来干戏剧运动？或者会有人这样说：我们的回答是：正因为有严重的国难，所以要干戏剧运动；因为戏剧固然能使民众沉酣在艺术世界里忘记国难，但更能通过艺术世界使民众都注意国难而急求所以突破之道。目前威胁我们最紧迫的莫如外患与天灾——水灾，中国民族呻吟在这两者的压迫下几至毫无办法。虽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成了中国民众的共信，但残余的封建思想使中国一部民众急于自保而未能全体共休戚，以故使帝国主义与洪水皆能得间而入，无所顾忌，常至一方血肉相搏，一方歌舞方酣，这实在是极可痛心的事！

古人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几个戏剧艺术的研究者不敢自忘其责任。乃在这样的时候组织这次的公演：

《械斗》以攻击中国民族“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劣根性；《回春之曲》以唤起大家不要忘记国难而继续四年前奋发的精神；《晚会》写国际风云中青年女性的觉悟；《洪水》则鼓励民众再接再厉，与自然力奋斗。我们希望使戏剧艺术与当前的现实结合得较紧。在戏剧艺术上我们虽也有一些抱负，但仓卒登场又是在比较不充分的条件下，恐怕很难得到理想的演出。但也当尽其最善，不使中国戏剧艺术已挣到的标准因我们而低落。这儿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想使话剧综合文学、美术、音乐、歌唱，更想使他综合武术。武术的成分被认为中国旧戏最好的成分；为什么不可吸收到新的戏剧里来，使他增加巨大的生命力呢？我们不敢说此次尝试能获得何等的成功，但也不辞大胆的尝试。我们相信在不断的尝试中可以使戏剧艺术渐次达到一种较高的阶段。

（原载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南京《新民报》日刊）

《“音乐底报酬”呢？》

听到聂耳的死信是在出狱那天的早晨。那天素斐来看我，除了一些吃的东西之外，她带来了这个消息，这是多使我震惊和绝望啊。是的，“绝望”！

在激动的生活中有着种种新的感情和意念的我，正期待聂耳把它形象化，听觉艺术化。忽然失去了这样一个有力的、有前途的合作者，怎能不使我一时陷于绝望呢？况且国难严重的中国，这样的革命青年一个个或膏草莽，或逐波臣，怎么不使人悲愤呢？回到号子里，仰望布着铁网的天窗，我的热泪纷纷地落在枕上了。

我是在胶州路什么里，明月歌舞团的宿舍里认识聂耳的。他在广州当过兵，在上海也参加过反帝运动，没有那些吃歌舞饭的特有的习气。所以我们很快地就成了忠实的朋友。他是精进不懈的，无论音乐技术和一般问题的理解，他的进步都很快。而最可宝贵的是他的革命性情。这样，尽管在技术上超过聂耳的音乐家很多，而象他那样有感动力的却少。这样使他在流行歌曲界划了一个新时期成为国防音乐运动的先驱者。

朋友们都嚷着给聂耳做周年纪念了，要我写文章。我才惊心到聂耳死了一年了，我也出狱一年了。在他死后的这一年中，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是否给了聂耳的寄与以应有的报酬呢？国难是比一年前远为严重了。岂止华北客观上已非我有，连华中、华南也岌岌可危了。正如我们在《义勇军进行曲》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但是我们吼了没有呢？一只看不见的魔手企图掩住每一歌唱者的嘴，连当日他灌的某一些唱片也被禁止了。

自然，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的，聂耳死了，他的唱片被禁卖了，而他的歌声依然活在广大中国革命民众的口里。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我们大家唱着他的进行曲，勇敢地向革命的国防战线前进吧。郭沫若先生悼聂耳的诗曰：

雪莱昔溺死于南欧，聂耳今溺死于东岛，

同一是民众的天才，让我辈在天涯同吊。

大众都爱尔的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