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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艾滋病药物援助计划所购买。该计划无法为所有需要Fuzeon的艾滋病患者购买足够的药物，只得限制患者对该药的获得权，列出患者待药名单，并将获得药物的收入资格限制得更为严格。有13个州已经停止向新的患者提供Fuzeon。据报道，罗氏公司有一个患者援助计划，但它拒绝向《华尔街杂志》透露该计划援助了多少患者，并且拒绝向那些药物援助计划实行困难的州提供任何帮助。也许我们已经听惯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艾滋病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故事，但现在同样的故事可能正在美国上演。高价导致了真实而致命的后果。

应该有法律约束——已经有了

此类修订本并不应该发生。《贝赫—多尔法案》和《斯蒂文森—魏德勒法案》中有一些条款妨碍了它们的执行。第一，“例外情况”定义非常模糊，仅仅是说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国家卫生研究所可以要求由它资助的医学院、教学医院和小型生物科技公司中的研究成果不申请专利，保持这些研究成果的公共性。因此，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的权利并不是一定的。第二，《贝赫—多尔法案》要求授权给制药公司的研究成果“公众能够以合理的代价获得”，也就是说定价应当合理。直到1995年，国家卫生研究所明确地要求合作研究的药物——例如紫杉醇（Taxol）——定价要合理。第三，在《贝赫—多尔法案》下，申请专利的研究成果必须向国家卫生研究所报告，这样该机构就可以追踪每一种药物的来源。如果利润十分可观，就可以要求专利使用费中的一部分返还给政府。对内部的研究同样如此。第四，如果被授权的公司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政府有权将一种已授权的药物自己经营，或者是强制性地授权给其他公司经营。上述的这几条规定都没有能够引起制药业和理论界的足够重视。

国家卫生研究所也对履行这些法律条文漫不经心。由于国家卫生研究所代表了公众，并得到财政支持，它越来越把它的服务对象限定为学术医药中心。事实上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旋转门”。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大多接受过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教育，而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大多也来自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又回到了学术界。这是一个联系非常密切的领域，存在大量学术近亲繁殖的现象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当讨论将专利权使用费中的一小部分返还给政府时，国家卫生研究所通常会拒绝这种提议。

国家卫生研究所对大型制药公司一向十分友好（国家卫生研究所中的一些高级科学家与制药公司之间有巨额交易）。在制药业的巨大压力下，1995年，国家卫生研究所完全抛弃了它于1989年制定的政策——“要求得到授权的产品的价格与公共投资成本以及公众对健康和安全的需要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关系。”根据国家卫生研究所的一份报告，“　‘合理定价’的规定出台不久，就遭到了制药业的强烈反对，它们认为这是一种价格管制。”事实上，这确实是一种管制形式，旨在加强该行业的信托责任。但是结果却是，百时美施贵宝之类的公司可以漫天要价。

2001年，在参议员让·怀登（Ron　Wyden（D…Ore。））的指示下，国家卫生研究所将它的主要贡献列在一个包含47种药物的名单上。其中的4种，紫杉醇（Taxol）；　Epogen；　Procrit和Neupogen，都是由财政资金开发的，这一点似乎大家都知道。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国家卫生研究所对剩下的43种药物的出处说不清楚。它的报告上说：“国家卫生研究所在将批准和合同等文件与最终产品的专利或授权的对应上出现一些困难，同时，也无法发现一项创新技术中财政资金或非财政资金各占多少比例。”制药公司于是就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药物是由它们开发的（它们经常说47种药物中只有4种药物不是它们开发的），但是这样说是毫无根据的。这些现象说明国家卫生研究所违反了《贝赫—多尔法案》，没有对专利申请和授权做好记录。

并不是只有制药公司忽略了《贝赫—多尔法案》关于“合理定价”的规定，霸占了部分财政资金，大学也一样。毫无疑问，大学从它们研究成果的高昂定价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哥伦比亚大学，从它对Epogen和伊米苷酶的专利技术中，在17年的专利期限内，可以从30多家生物科技公司获得近3亿美元的专利权使用费。该项专利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项目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关系到大学的实际利益，所以大学根本不会去批评基于它们的研究的药物定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