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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根本就支付不起。该行业对一些大客户，如卫生维护组织（HMO）或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给予优惠，而那些没有额外保险的医疗保险接受者却需要支付很高的价格。因为前者是大批量地购买，因此可以讨价还价，获得十分可观的折扣，而后者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第一次看到公众对这种掠夺性的定价行为以及制药业的其他令人生疑的行为的抗议。正是由于公众的抗议，制药公司开始重视公关宣传。那些奇妙的宣传语像咒语一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所讲的无非是科研、创新和美国精神。科研、创新、美国精神，这确实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

◎花言巧语与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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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药物非比寻常（2）

尽管花言巧语甚嚣尘上，但事实真相根本就不是它们所描述的那样。首先，研究和开发（R&D）只是大型制药公司预算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被其掩盖的是用在销售和管理上的巨额费用，研究开发所占比例甚至比利润还小。事实上，将近20年来，这一行业在美国都绝对是最赚钱的行业（2003年，制药业第一次丧失了自己第一的位置，排名第三，落在了“采矿、原油生产”和“商业银行”的后面）。制药公司制定的价格与药品制造的成本之间相距甚远，大幅度的降价也根本不会对研究和开发带来任何威胁。

第二，制药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近年来投放市场的新药中只有极少数是真正重要的，而且它们大多是财政资金资助的学术机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或者国家卫生研究所（NIH）研制出来的。绝大多数的“新”药根本就不新，只不过是对市场上已有的旧药进行了些微的变动。这些药品被称为“模仿性创新药”。它主要是通过制造与畅销药十分相似的药物来抢占已经确立的有利可图的市场份额。例如，我们现在市场上有六种降胆固醇药　（Mevacor；　Lipitor；　Zocor；　Pravachol；　Lescol；　以及最新的Crestor），后几种都是第一种修改后的产品。正如凯泽医疗公司（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的副执行董事莎伦·莱文（Sharon　Levine）博士所言：“如果我是一个制造商，当专利快要到期的时候，我能通过仅仅改变配方中的一个分子，就再获得20年的专利权，然后说服医生开这个新药，让消费者使用这种新药，用每周服用一次的Prozac取代每日服用一次的Prozac。既然这样行得通，那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冒那么大风险去研制一种新的药物呢？”

第三，该行业很难算得上是美国自由企业的典范。可以肯定的是，它确实可以自由地决定应当开发何种药物（例如，开发模仿性新药而不是真正的创新药物），并且它也确实可以自由地定价——将价格定在人们可以忍受的极限，但是该行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政府以专利的形式赋予的垄断权以及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市场垄断权。如果说它在发明新药物方面并不是十分创新的话，那么它在探求扩大其专利权的道路上倒是十分创新并富有攻击性的。

此外，该行业并没有体现出什么特殊的美国精神。它们通常都是跨国公司。几乎有一半大型制药公司的总部设在欧洲（确切的数字会由于并购而发生变化）。2002年的十大制药公司是美国的辉瑞（Pfizer）、默克（Merck）、强生（Johnson　&　Johnson）、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和惠氏（Wyeth）（前称为美国家庭用品American　Home　Products），英国的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阿斯利康（AstraZeneca），瑞士的诺华（Novartis）　和罗氏（Roche）；　法国的安万特（Aventis）。2004年，安万特（Aventis）与另一家法国公司赛诺菲圣德拉堡集团（Sanofi…Synthelabo）合并，排名前移至第三名。所有的公司在经营方面都十分相似，其药物在美国的定价都高于其他市场的定价。由于美国是主要的利润中心，制药公司仅仅出于公共关系方面的考虑而大肆宣扬美国精神，不管它们到底是不是美国公司。确实有一些欧洲的公司将研发中心建在美国。它们宣称这是因为很多其他国家实行价格管制，而我们不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