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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公司中都拥有股份。制药公司对医药学校十分慷慨。例如，在2003~2004年度的哈佛医学院院长报告中，赞助者名单包括很多大型制药公司。因此，按照制药公司的想法来进行临床实验是大环境的必然产物。

新药到底有多好？（3）

其结果就是，制药公司设计的临床实验由研究人员执行，研究人员只是个“执行工具”——不论实验是在学术中心还是在医生的诊所中进行的。提供赞助的公司掌握了数据和实验的核心，它们甚至不允许研究人员掌握全部信息。它们自己分析和解释结果，并且决定是否要发表出去。一项最新的学术政策调查中表明：“我们发现学术机构很难保证其研究人员能够全面地参与实验过程的设计、不受限制地获得实验数据以及自由地发表他们的研究结论。”这是对研究人员独立的公众形象的嘲弄。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对赞助者的妥协程度不同，但是通常，它们的妥协程度已经超出了可以允许的范围。合同研究组织及其私人医生网络就更不用说了，它们几乎是俯首听命。

研究人员丧失了大部分独立性，但他们在其他方面获得了补偿。许多人从制药公司赞助者那里获得了巨额的资金支持，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研究人员充当了制药公司的顾问，去研究它们的产品，成为了建议委员会或发言人办公室的受雇员工，与他们所在的学术机构一起申请专利和制定专利使用费计划，在制药公司赞助的研讨会上推销药物和设备，沉迷于昂贵的礼物和奢侈的旅行中不能自拔。许多人在制药公司中还拥有股份。这些交易可以使他们的薪水飞速增加。例如，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布朗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系主任在1998年仅咨询费就赚了50万美元。很难相信与制药公司的利益联系不会给研究人员的医药研究和教育带来偏见。大型制药公司不仅控制实验的整个过程，而且为了给以后做好准备，它还试图让研究人员全心全意地为它服务。

此外，大型制药公司还向国家卫生研究所不断渗透。国家卫生研究所用财政资金资助全国绝大部分的基础医药研究，它本应完全根据药物的科学价值来批准药物上市与否，并且独立自主地进行研究，挑选制药业的合作者也应该只考虑公众利益，而不考虑商业利益。但是2003年《洛杉矶时报》上一项由大卫·威尔曼（David　Willman）进行的调查表明，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威尔曼发现，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可以说这些人是政府机构中工资最高的员工）一般都会从与研究所有交易的制药公司那里获得报酬或是股票期权。此类联系一度是被禁止的，但是1995年，时任研究所主任的哈罗德·沃尔姆斯（Harold　Varmus）大笔一挥，放松了限制。此后，国家卫生研究所不再限制它的科学家耗费时间从事外部研究并收取费用。

根据威尔曼的报告，与制药业界有财务联系的高级科学家包括：美国关节炎肌肉骨骼皮肤疾病全国协会会长，国家卫生研究所临床中心（主要的临床实验基地）主任，国立糖尿病、消化系统和肾脏疾病研究所（NIDDK）下属的糖尿病、内分泌和代谢疾病分所的前所长、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前所长。一些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科学家赚取了巨额的咨询费。例如，免疫学实验室的代理主任，2003年的工资是17�9万美元，而他在11年内赚取的咨询费达140万美元，并获得了价值86�5万美元的股票期权。

很难确定这种经济关系对国家卫生研究所在药物批准、研究优先权以及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上会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个问题值得考虑。据说，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事外部活动必须经过监管者的批准，而且科学家不应当参与影响外部客户的决策，但是威尔曼（Willman）的报告表明这仅有的规定也没有得到执行。此外，国家卫生研究所没有要求它的高级科学家们向公众披露他们的额外收入（惯用的伎俩就是将报酬很高的科学家与工资较低的科学家混在一起）。其结果就是，2003年，该机构2259名高级科学家中超过94％的人没有披露他们的咨询收入。

与威尔曼的文章同时刊出的《洛杉矶时报》社论非常正确地指出：“制药业在华盛顿无处不在。它出现在书写医疗保险的处方药名单中；它的游说者比议会的议员还要多；它慷慨地向医生送礼物、为他们提供免费旅行，目的是阻止他们直接对比两种药物的效果、而是用安慰剂来进行对比实验。”该社论总结道：“威尔曼的故事听起来十分惊人，但这只是整个故事的冰山一角。议会能够帮助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