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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就这样周而复始？科学不就是最大的迷信吗？医生们迷信于仪器，迷信于他们所学的知识。少康的意思我明白，他说我根本没病，一切都是我自己想的，就比如我想着哪个眼有问题，想着想着这个眼就不得劲起来，想着头痛也是如此，不信你试试。可是我不想时也疼，少康说实际上我还是想了，强迫自己去想了，他让我转移注意力。很多天来，我也发现，有时和其他人说笑时就忘了头疼，但是过后我不知道当时是否忘了，回忆中若有头痛，当时一定是在想头痛，顾不及说笑了。少康让我把感情当处方来拯救病痛，找一个女朋友来缓解病痛，这样连我自己也会怀疑起自己来了，我还算什么人呀？用感情作工具，用感情作筹码，只有屎一样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还有更龌龊的：先就业，后择业。

保儿来看我，他原没有想到我会病这么重，他劝我不要学习这么专心，如果你认为这些知识对你将来来说浪费的话。我反而苦笑，我学习认真吗？我们说了很多在一块儿的美好时光，他说我的意志力很强，况且我有些与众不同，未来一定很好。后来他才告诉我他是来道别的，他不准上学了，在高考之前，别人都劝他坚持到二十天后的高考，他说这种劝法很俗。

我这个人就是笨，我一直弄不清自己是头晕还是头昏，还是头痛还是头疼，起初我以为这些并不重要。当我说头疼时找医生，给我开一类的药，当我说头晕时，又给我开一类的药，当我说头痛时，又是一类的药。我就说起初是感冒，感冒好后有点鼻炎，鼻炎好后又一直头痛，其实这头痛是从最初的感冒贯穿至今。这时医生会说精神抑郁，习惯性头疼，又换一类的药。我就说快高考了，不想再乱做药品实验，这时就会开些营养药，你没有病，高考之后就会好了。

我很气愤，浅层的气愤是他们为什么查找不到我的病因，深层的气愤是为什么我一直相信我有病，而且还确信高考之后并不会好。我就不会麻木一点，相信别人的话，我就不会崇拜一点，相信专家们说的话。目前的做法是我一定要配合，我还要找到头痛、头疼、头晕分别的概念，或者它们互相牵连，或者我是几者都患，猛一看，它们很好区别，但是到发作起来，我就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了，我就去查《辞海》、《辞源》以便区别之后去告诉医生，让他们对症下药。

所幸的是我并不发烧，此时凡是发现发烧的都要到发热科去做胸部透视，然后隔离起来，或许因为这点，上苍不让我发烧，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被监视，二十四小时必须上报一次情况，有那么一天，派出所里有一位犯法者发热，就被两位医务人员押往人民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对犯罪者进行医疗，这是奴隶社会就有的美德，因为他是犯人，不是奴隶。于是这位犯法者就由两位医务人员陪送着走在天中大街上，天中有无数个在大大小小防非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一个非典病人，可能就是严于防范的结果。这个犯法者就以一个病人的身份走进人民医院，护士们就像对待一个非典病人似的对待他。

每天清晨，我就起来沿着护城河跑操，在跑动的过程中，我默默祈祷：给我健康给我信心给我力量。向西跑到更远处，我返回身看晨光中的城墙，我喜欢从远处看天中的古城墙，我只认真地看几眼，并不多看，然后慢慢地走回来。如果我的脚一直向东走，会走到东海，如果我一直向西跑，会跑到喜马拉雅山，东海与喜马拉雅山到底有多大区别？可以证明的是我可以用脚步把它们串起来，我的上一个脚步和下一个脚步之间根本找不到什么变异，而喜马拉雅山到东海在我的脚步上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如果我一直往前走，可以走到三十岁，我若是往回追忆就可以追忆到十岁，十岁和三十岁之间是一秒一秒地连接起来从未间断过，上一秒和下一秒之间仍然是我，我的病始于哪一秒，不会是哪一秒，而是在哪一段，我是否会绕过这一段，在其它场合里铺叙我的时间。

下第二节晚自习的课余时间里，我与少康在校园里散步，当走到化学老师的代销部时，他挤进去买个冰淇淋，自己剥着吃，并说：“你有病，不能吃凉的。”

这时有个我们原班的同学走过来对少康说：“少康，你在这呀，我们原班的几个老同学准备明天到天中山照相，你去吗？”

少康答应了，那个同学走后少康对我说：“他们不喊你，她们几个也不喊你，你不去我也不去。”

第二天中午，少康还是去了，少康说他们在天中山玩得很痛快。第二天夜里，我病得非常严重，我整夜整夜地害怕，那是旧历四月十三。

像这样地害怕，我小时候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