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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一到写字间，我开始重复每天上午上班的规律，打开我的邮箱，看看有没有热心读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现在做报社记者难呀，以前叫写新闻，现在是跑新闻，没有线索，上哪跑去？弄不到有价值的新闻，我又怎么从默默无闻一举成为“名记”呢（心里话）？

我的眼睛在一般化的线索中飞速跳跃，象一直几天没进食的饿狼在茫茫的旷野中搜寻。突然，一条信息让我瞪大双眼：“我的一个朋友，是一名农民工，他现在身患绝症，但家境贫困，已经无钱救治，需要社会好心人帮助。他曾经是一名为国流血负伤的军人，帮帮他吧……”

“ 农民工”、“军人”、“绝症”、“贫困”这几个主题词在我脑子里飞旋，然后重重的定格。我立马行动，直奔市医院。

第一眼见到病床上的杨洪超，我无法想象出他20多年前作为一名军人的模样。蜷缩在病床上的他，骨瘦如柴，满脸惨白，双眼布满血丝，嘴唇红肿。吊瓶里的针水一滴一滴挤进他瘦弱的身体里，也一滴一滴把一阵阵的酸涩刺进我的心里。要不是深深根植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古训，堆在眼眶的泪水也许早就喷涌而出。

但记者的敏感使我镇定下来，我得弄清事实真相。守在病床旁的他的朋友小李，在审核了我的身份之后，把我带到住院部的花园里。一边讲，一边把准备好的资料复印件递给我。于是，我对杨洪超的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杨洪超，男，49岁，家住桂港市平阳县一个偏僻的山村，1977年入伍，1979年参加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发生在云南、广西边境的自卫反击和防御作战，1980年因伤复员，后下岗回老家成为一名农民。2006年8月进城务工后突然身体感到不适，经县、市医院检查，确诊为白血病。为了治病，已花去15万多元，其中13万是家人向亲戚朋友分期分批借的，1万多是曾经的战友听说后捐赠的。现在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生命最多能维持一年。而如果他撒手人寰，家中年迈的老母亲，同样体弱多病的妻子，一个即将高考的儿子，一个马上初中毕业的女儿，就将失去一根生活和精神的顶梁柱。但要做手术，又如何承受那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的手术费用呢？

“他想活，他不想把已经欠下的巨大债务丢给妻儿子女来承担”，小李红着眼睛激动地说，但眼睛也写出看不到希望的茫然，“我们去找过民政部门，领导补助了5000块钱。但缺口还大呀”。

我也无言无语，突然想起那首《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我不能让他倒下，不能让英雄悲哀！

接下来的几天，我除了到他家乡实际核实，每天抽时间到医院与杨洪超以及他的朋友（因上有老下有小，他的妻子没到城里来，都是和他一起进城务工的好哥们轮班守候他）聊天外，主要的事就是不停止的翻阅小李交给我的杨洪超的战友写的证明材料，用尽一切可以使用的办法向他的战友了解他在部队的情况，查找那场似乎离我们已经很远但又很近的战争的各种记录。终于，一个战士杨洪超从朦朦胧胧的硝烟中走进我的视线中。

梦想成真

一列闷罐火车，头顶不停吐着灰色烟雾，空隆空隆马不停蹄地向祖国的西南方向驶去。这是1979年年初，我们乘坐的军列。

车厢里的军人们，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已经知道自己这一次出征的使命——　“保卫祖国，保卫南疆”。临战前的兴奋、沉闷、寂静，反反复复在车厢弥漫。

我，杨洪超，堂堂1米72的男子汉，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是充满了勇往直前、建立奇功、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的。从懂事那天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就是我最伟大最崇高最迫切的理想，也是当时许许多多象我一样一直在受着革命传统教育的纯洁少年为之努力的最大愿望。从读小学到高中，书本里讲的是革命，电影看的是革命，小说里写的是革命，心中的偶像人物就是高玉宝、李向阳、刘胡兰、董存瑞、杨子荣、黄继光、雷锋。常玩的游戏之一就是一只手里提着父亲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做得逼真的木头驳壳枪（那时只有家里有钱有势的小伙伴才能拥有令人羡慕的粗糙的塑料玩具枪），一只手拿